左下圖為即墨古城文昌閣

文昌帝君是漢族民間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祿位之神。文昌本星名，亦稱文昌星，或文星，古時認為是主持文運功名的星宿。其成為漢族民間和道教所信奉的文昌帝君，

在中國的許多道觀中都供奉著文昌帝，道教對這位神仙的接納是在公元6世紀左右。傳文昌帝君是皇帝的兒子，以后不停地轉世，為民造福，是一位地位很高的神，并負責人們的學習和考試。

14世紀以后， 文昌封為帝君，并且又稱梓潼帝君，當是元仁宗時之事。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年)封梓潼神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梓潼神與文昌神合為一神。中國的許多學校里都供奉著這位神仙。他的生日定在農(nóng)歷的2月3日。特別在清朝時，當他生日時，連皇帝都要派人去祝賀。從中可以看出，文昌帝君雖然是道教的神，但他又有濃厚的儒家色彩。明清兩朝倡導尊供文昌。凡天下學官，皆去文昌祠。并修筑大量的文昌宗廟，隆重祭祀……。

清同治版《即墨縣志》載清人范汝琦文《重修文昌閣碑記》，此碑記對即墨古城文昌閣的建設年代、歷次改造、什么人所建，記載較詳細，對我們研究即墨古城文昌閣的傳承關系和相關情況提供一手資料，較為準確；其次，同治版《即墨縣志》卷二載“文昌閣”“文昌宮”詞條，對即墨古城文昌閣建設的的情況，進行了粗線條的描述，上述兩條即墨史料的記載可以互相佐證，讓我們復興建設即墨古城文昌閣有史料可查、可依據(jù)、可遵循。第三,1900年以來，德國人在即墨古城拍攝的照片、1935年前后即墨東關村人戴某以及劉云秀的“濟云攝影社”拍攝的古城照片、1940年前后日偽期間拍攝的古城照片、1949年后即墨文化館工作人員拍攝的古城照片，都是復興即墨古城的重要依據(jù)，讓即墨古城的老建筑恢復建設，有形象依據(jù)可循，接近原貌，更好地體現(xiàn)明清建筑風格。

《重修文昌閣碑記》中的許多信息也值得研究和挖掘，碑記中記載萬歷二十八年時任即墨知縣劉應旗創(chuàng)建文昌閣，天啟七年即墨知縣程調(diào)羹修繕文昌閣，特別對順治丁亥年（公元1647年）文昌閣因洪水倒圮，到康熙丙午年（公元1666年）修繕文昌閣的過程，加以記錄，史料價值極高，“順治丁亥，河伯為崇，水溢出與城平，由是城傾而閣亦就圮……遂于丙午初春，庀材鳩工再復舊模，越四月而告成”。這段話的意思即是，公元1647年即墨墨水河水泛濫，河水溢出河道與即墨城墻高度接近，使城墻上的文昌閣倒塌，二十年以后的1666年，時任即墨知縣姜調(diào)鼎號召即墨鄉(xiāng)紳士民建設文昌閣，歷時四個月按照原來的樣式把文昌閣修繕建成。

同治版《即墨縣志》卷二載“文昌閣”詞條：“在縣城東南隅。明萬歷三十年（公元1602年），知縣劉應旗建，國朝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署縣事姜調(diào)鼎重建。雍正元年，邑人高文正捐泉莊地三十七畝，贍看廟人。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知縣葉棲鳳重修。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知縣林溥重修。“文昌宮”詞條：“在嶗山書院。咸豐元年（1851年），知縣何棻立移，春秋二祭于此。”

上述兩詞條的內(nèi)容詳實，不需贅述，但文中的歷史人物應當認真研究，可以通過研究這些歷史人物，更好地了解這些歷史人物以及這些歷史人物的生活工作背景，還原出即墨古城文昌閣的建設脈絡關系。

這些歷史人物如劉應旗、姜調(diào)鼎、高文正、葉棲鳳、何棻、林溥。

劉應旗，江陵人，舉人，即墨古城建設史上重要歷史人物。史料載：“萬歷二十八年，磚砌三門，易土以磚，三門改題舊額”，“治墨多惠政，而于士習尤雅意振作之”，現(xiàn)在分析建設文昌閣，只是其主政即墨期間，其中一項工作。姜調(diào)鼎康熙八年任即墨知縣，浙江遂安人，恩貢。葉棲鳳康熙四十七年任即墨知縣，四川廣安人，舉人，葉棲鳳任上還創(chuàng)建過勞山書院。何棻道光二十七年任即墨知縣，監(jiān)生，河南祥符人。林溥同治七年任即墨知縣，進士出身，江蘇甘泉人，主政期間編纂即墨歷史上的第三部《即墨縣志》。

“文昌宮”詞條告訴我們的信息是，咸豐年間城墻巽位上的文昌閣，已經(jīng)不具備供奉文昌帝君神龕，或者說是暫時移在勞山書院的“文昌宮”，更為準確。當然，教書育人的勞山書院內(nèi)供奉文昌帝君也是應當。

上邊分析研究可知，建設它的意義在于“耀我文明，亦欲使人僉凜然于冥冥中化其邪慝（TE）,處則勉為正士，出則為良牧…..可肅吏治士風”。歷史上即墨古城內(nèi)文昌閣是一處重要建筑，歷史上的文昌閣也有反復建設修繕的過程。歷史上一代代人不斷建設修繕，就是不斷追求文明向善，開化開明的過程，個人認為這也是現(xiàn)在修繕建設即墨古城文昌閣的意義所在吧？

同治版《即墨縣志》上標識的文昌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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