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各個統(tǒng)治王朝更替時大都刀光舞動劍影四射，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只有趙匡胤在開創(chuàng)北宋王朝時黃袍加身搞了個“和平演變”，從人家孤兒寡母手中順手牽羊兵不血刃得了一個江山。公元960年陳橋兵變，宋承周祚，開啟了大宋三百年江山基業(yè)。

得到容易守起來就困難。為此，北宋王朝一建立，宋太祖趙匡胤就在皇宮一處密室立了一塊神秘之碑，讓他身后的繼位者恪守碑文的約束。這塊碑上的碑文左右了宋王朝的政治方向。陸游《避暑漫抄》記載：“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于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鑰封閉甚嚴(yán)。因勑有司，自后時享及新太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獨一小黃門不識字者從，余皆遠(yuǎn)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復(fù)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雖腹心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變，兵人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高七八尺，闊四尺余，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于獄內(nèi)賜盡，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間，曹勛自金回，太上寄語，祖宗誓碑在太廟，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陸游的這段話表述了這樣一段故事：宋太祖趙匡胤開創(chuàng)宋朝之后第三年，秘密鐫刻了一通石碑立在太廟寢殿的一個秘密夾室，這個碑叫誓碑，用銷金絲麻蓋著，門鎖閉的十分嚴(yán)。每當(dāng)四時八節(jié)的祭祀和新皇帝登基時，都由一個不識字的宦官拿鑰匙將夾室的門打開，新皇帝進(jìn)去焚香、跪拜、默誦碑文。群臣和侍從都不知道碑文的內(nèi)容，歷代皇帝都嚴(yán)守這個秘密，就是他們最信得過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

等到北宋末年，靖康戰(zhàn)亂爆發(fā)，金軍攻破開封城掠走朝廷諸多器物，所有的門都被打開了，人們才看到了這通神秘之碑。碑身高七八尺，寬四尺余，上面刻有誓詞三行：第一條是柴氏家人不管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處以死刑。第二條則是優(yōu)厚文人士大夫，不得對其進(jìn)行殺戮。第三條只是強(qiáng)調(diào)前兩條之必須遵守，否則會遭到老天報應(yīng)。等到建炎年間，曹勛從金國回到南宋，捎回來太上皇的囑托，祖宗的誓碑在太廟，恐怕當(dāng)今皇上不知道。

另據(jù)《宋史·曹勛傳》載，靖康末(1126)，北宋為金所滅，武義大夫曹勛隨徽宗被金人虜往北遷，被扣留在金國的日子里，宋徽宗囑托曹勛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要向宋高宗轉(zhuǎn)達(dá)關(guān)于誓碑的事情。曹勛后來得以見到高宗，他對高宗上奏說：“太上皇（宋徽宗）讓臣回來后轉(zhuǎn)告陛下：皇太祖（宋太祖）有誓約，藏在太廟，立誓不殺大臣、言官。違背這個誓約將是不祥之兆。歷代皇帝都是按照這一誓約執(zhí)行的，已經(jīng)經(jīng)歷七代相襲，從來沒有改變。每次想起來靖康年中，誅罰的太重了。現(xiàn)在的禍端，雖然不是因此造成的，但一定要明白，因而要謹(jǐn)慎戒備。”

南宋史學(xué)家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四也載有這樣的話：“徽宗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明末清初學(xué)者王夫之《宋論》中在說這件事時卻有另一種說法：“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nóng)田之賦。嗚呼！若此三者，不謂之盛德也不能。”這段記載與陸游所說不同在是第三點上。

兩段記載誓碑第一條，都先說了宋太祖趙匡胤對自己從孤兒寡母手中奪了天下，取而代之總有些理虧的愧疚之情。何況柴榮對他恩重如山、情同兄弟。于是趙匡胤就立了誓碑，立下祖訓(xùn)。奪了人家天下，而能優(yōu)厚其子孫，也算他寬緩不苛，感恩回報。

王铚《默記》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為這件事提供了佐證：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后回師進(jìn)入汴京皇宮時，六宮迎拜，趙匡胤看見有兩個兒童，就問是誰的兒子。回答說是周世宗子二子，紀(jì)王和蘄王。當(dāng)時，范質(zhì)、趙普、潘美都在一旁，趙匡胤問他們怎么處理。趙普等回答說：“應(yīng)該除去，以免后患。”惟潘美在后以手摳掐殿柱，低頭不語。藝祖曰：“你認(rèn)為不可嗎？”潘美回答說：“臣豈敢以為不可。我與陛下曾同為周世宗之臣，勸陛下殺之，是負(fù)世宗；勸陛下不殺，陛下必定懷疑我。” 趙匡胤點頭贊許，說：“我接人之位，再要殺人之子，我不忍心。”太祖當(dāng)即將世宗子其一判給潘美為養(yǎng)子，后不再過問。

誓碑其二是講大宋天子就是讓臣子說得再沒面子，也不能殺了人家。這也使得有宋一代的文人得以成為真正的文人。趙匡胤是行伍出身，他以自己的親身體會感知武將掌管兵權(quán)對其主子絕不是什么好事情，因而他對武人深懷戒心。他認(rèn)為武人往往是戰(zhàn)亂的禍?zhǔn)祝胩煜?a href='/jingdian/105111' target=_blank>太平安定，就不能讓武人有太高的地位權(quán)力。這是宋王朝高調(diào)重文輕武的根本因素。

趙匡胤在一次設(shè)宴招待群臣時，原后周臣子翰林學(xué)士王著，喝醉了酒思念故主，當(dāng)眾大哭起來。群臣大驚，都為他捏一把汗。太祖卻毫不怪罪，命人將他攙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說王著當(dāng)眾大哭，思念周世宗，應(yīng)當(dāng)嚴(yán)懲。太祖說：“他喝醉了。在世宗時，我和他同朝為臣，熟悉他的脾氣。他一個書生，哭哭故主，可以理解。也不會出什么大問題，讓他去吧。”這件事也反映出趙匡胤的襟懷大度。

整個北宋基本上不殺士大夫、言官，營造出一種很適合文人生活的氛圍。與歷史上其他著名的王朝相比，那些文人士大夫再怎么讓皇帝過不去，也不擔(dān)心性命問題。在這樣的條件下，宋初的文化發(fā)展很快，在文壇上出現(xiàn)了一些像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這樣的文壇領(lǐng)軍人物。其中的蘇軾由于深陷“烏臺詩案”，在一片要他老命的呼聲中，蘇軾雖坐牢而保住了自己的“老頭皮”，正是得益于這一政策。

北宋末年，陳公輔上奏說：“在漢朝，大臣一人有罪，則會遭到滿門抄斬。本朝祖宗恩澤極厚，還沒有過殺戮大臣，最多就是將其貶謫流放嶺南罷了。”對于“不殺大臣和言官”這條誓言，慶歷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贊嘆道：“祖宗以來，未嘗輕殺一臣下，此盛德之事。”據(jù)《范仲淹年譜》。

誓碑第三，按陸游記載是“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而王夫之說法是“不加農(nóng)田之賦。”我是傾向王夫之這一說法的。如果按陸游的說法去理解，太祖立的誓約第三條無任何意義。

宋太祖開國后以法治國，實行澄清吏治，減輕徭役，興修水利，勸獎農(nóng)桑，移風(fēng)易俗等一系列英明決策，不僅盡快醫(yī)治了二百多年的戰(zhàn)爭創(chuàng)傷，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榮的局面，出現(xiàn)了歷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到了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那里，可就沒有趙匡胤氣度了。他的《皇明祖訓(xùn)》中充滿血腥的味道：“今吾朝罷丞相，設(shè)五部六府，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shè)立者，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大明律》更是殺氣騰騰：“在朝官員，交結(jié)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交結(jié)近侍官員，符同奏啟，或上書言大臣德政者，皆斬。”

兩相比較，還是趙匡胤的“誓約”溫和的多，文明的多。正是在趙匡胤影響下，北宋王朝以其鮮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頂峰；北宋王朝可以說是君主專制史上的最開明的一個王朝；“太祖誓碑”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最應(yīng)不朽的誓言。文人、士大夫生在北宋何其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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