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

上

愿

等

01

在香港中環(huán)長江集團中心70層李嘉誠的辦公室里，懸掛著一副對聯(lián)：

發(fā)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

擇高處立，尋平處住，向寬處行。

這副對聯(lián)，給所有到李嘉誠辦公室采訪過的記者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全球商業(yè)》和《商業(yè)周刊》的記者注意到：“第三幅是書法，掛在他右手側墻上，離他最近。詩句為清代儒將左宗棠所做，字為名家所寫。”《南方周末》記者則發(fā)現(xiàn)“李辦公室最惹眼的，是清代儒將左宗棠題于江蘇無錫梅園的詩句”。

雖然記者們把對聯(lián)當成了“詩句”，但是他們對作者的看法是一致的——左宗棠。

不知這個結論是記者從李嘉誠那里聽來的，還是他們自己去查找的，總之與大眾的認知是一致的。無論是對聯(lián)圈外還是圈內(nèi)，大家一般都認為，這就是一副左宗棠所寫的名聯(lián)。

但，真的是這樣么？

02

按照《南方周末》的說法，這副對聯(lián)是左宗棠晚年題寫于無錫梅園的。這也是流傳最廣的一種說法。網(wǎng)上有一篇《左宗棠對聯(lián)大全》就將此聯(lián)命名為“題江蘇無錫梅園”。甚至還有人說，這副聯(lián)是左宗棠寫了送給梅園的主人、原國家副主席榮毅仁的父親、著名民族企業(yè)家榮德生的。

無錫梅園中的確有一副類似的對聯(lián)，就掛在梅園的誦豳堂中：

發(fā)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

擇高處立，就平處坐，向寬處行。

與李嘉誠辦公室的對聯(lián)比較，梅園中的聯(lián)有兩個字不同，“擇平處住”變成了“就平處坐”，但意思大體一樣。

可是問題來了。

要知道，無錫梅園的全稱實際上是“無錫榮氏梅園”，是榮德生先生于1912年起修建的一家私人園林，分兩個階段、歷時二十余年時間才全部建成。榮德生與左宗棠根本就不是一個時代的人，梅園興建之時，左宗棠早已作古多年，怎么可能在梅園、為榮德生題寫對聯(lián)？

對此，中國楹聯(lián)學會編輯的《清聯(lián)三百副》是這樣解釋的：“此聯(lián)為左宗棠的一副格言聯(lián)，梅園的創(chuàng)建者榮德生先生將此聯(lián)作為他的座右銘及榮氏家訓，鐫刻懸掛于無錫梅園誦豳堂。”

《清聯(lián)三百副》前后出過三個版本，后兩個版本都持此說。

按說，這可是最高楹聯(lián)學術機構編輯出版的經(jīng)典著作，應該是最權威的說法了吧。但恐怕還是經(jīng)不起認真考證，主要還是左宗棠的來歷問題。翻遍《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年譜》《左文襄公聯(lián)語》和《清十大名家對聯(lián)集》等，都找不到這副對聯(lián)的蹤影。這副為榮德生所“鐫刻懸掛”的對聯(lián)，真的是左宗棠所做么？

于是又出現(xiàn)了一種說法，說這副對聯(lián)與左宗棠沒有關系，實際上就是榮德生所撰，并被榮家作為家訓。有人還專門為此撰文《榮家一聯(lián)，父撰子珍》。

這個說法也是錯誤的，而且證偽的方法非常簡單。

因為這副對聯(lián)今天仍然掛在誦豳堂中，上面的題款依然清晰：“咸豐五年嘉平中澣”“錢塘沈兆霖書于靜香齋”。

錢塘沈兆霖。

一個與這副對聯(lián)密切相關的重量級人物登場了。

03

沈兆霖(1801—1862)，字尺生，號雨亭，浙江錢塘人。據(jù)《清史稿》記載，沈道光十六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后任侍講、侍講學士、詹事。咸豐二年，擢吏部侍郎，督江西學政。其后又歷署戶部尚書、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等，同治元年任陜甘總督，同年，自甘肅回西安途中，遇山洪暴發(fā)而亡。

梅園對聯(lián)的題款中，“咸豐壬子”即咸豐二年（1852年），“嘉平中澣”是指臘月中旬，彼時沈兆霖剛任吏部侍郎，外放到江西任學政。“靜香齋”則是江西學使廨的一間房屋，是曾任江西學政的著名書家翁方綱命名的。翁方綱《谷園書屋圖記》曾記載：“江西學使廨應事之後東為友善堂，凡五楹……其西五楹曰靜香齋……予所名也。”

可以想見，這副對聯(lián)正是初到江西的沈兆霖在學使廨的書房中寫下的。其后，這幅字不知經(jīng)過何種機緣巧合，最后為榮德生所得，遂被榮氏作為家訓，鐫刻懸掛于梅園之中。

對聯(lián)的來歷解決了，作者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如果是左宗棠所撰，為何由沈兆霖書寫？如果是沈兆霖所撰，作者又為何會被傳為左宗棠？

一個折中的看法是，此聯(lián)與二人均有關系，乃左宗棠所撰，沈兆霖所書。持此看法者認為，左宗棠與沈兆霖均曾任陜甘總督，二人肯定過從甚密，因此一撰一書，很是合理。無錫市楹聯(lián)學會副會長許榮海所著《濱湖楹聯(lián)》中，就將此聯(lián)定義為一副“極富哲理的格言式對聯(lián)，由清末左宗棠所撰，其時杭州的著名書法家沈兆霖先生，于咸豐壬子（1852）臘月，書于書房靜香齋”。

這個說法仍然是經(jīng)不起推敲的。一方面，如前所述，《左宗棠全集》中并未出現(xiàn)此聯(lián)，左的作者地位是沒法坐實的，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仔細研究沈兆霖和左宗棠的履歷，會發(fā)現(xiàn)二人很難形成交集。

雖然沈兆霖與左宗棠確曾先后任陜甘總督，但那已是同治年間的事，而且左宗棠上任時沈兆霖已經(jīng)身亡，在此之前特別是1852年之前，兩人的人生軌跡并不相交。左宗棠小沈兆霖十一歲；沈是浙江人，左是湖南人；沈進士及第之后長期在京工作，直到1852年才外放江西學政；而左宗棠屢試不第，一直在湖南瞎混，1852年才首次出山，入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左宗棠撰、沈兆霖書”的解釋十分牽強，既沒有史實基礎，也沒有實證邏輯，頗有些和稀泥的意思。

我們再回過頭來看這個問題。左宗棠的說法從來只是傳說，沒有任何實據(jù)，而沈兆霖的落款可是明明白白擺在那里。既然“左撰沈書”的說法已被證明不成立，那沈兆霖不就是此聯(lián)的作者么？這是個非常清晰且簡單的邏輯。

而且還有佐證。

榮毅仁的堂弟榮鴻慶2013年曾在《江南晚報》發(fā)表《我的父親榮宗敬》一文，說到這副對聯(lián)：“梅園誦豳堂懸掛對聯(lián)，是清朝咸豐年間浙江人沈兆霖在1852年為靜香齋所寫。誦豳堂建成后，家叔把它制成板聯(lián)掛在廳內(nèi)。這副聯(lián)其實正是父親和家叔畢生追求和踐履，激勵我們以前輩為榜樣，將它作為行事與處世準則。”從這篇文章看，榮家人對此聯(lián)作者的界定非常清楚，就是沈兆霖，壓根沒有左宗棠什么事。

于是，在四卷本的《無錫對聯(lián)集成》中，此聯(lián)的作者被明確為沈兆霖。《江蘇對聯(lián)集成》亦是如此。看來，這副聯(lián)的作者之謎已經(jīng)完全解開了，沈兆霖才是正確答案。

但是且慢！

咱們就這么輕易地就把沈兆霖明確為對聯(lián)的作者，另一個人的棺材板恐怕又快壓不住了。

這個人叫做姚元之。

04

姚元之又是誰？他跟這副對聯(lián)又有什么關系？

有關系，關系還大的很。因為，他也寫過這副聯(lián)！

考證出這個姚元之的，是《北京青年報》編輯、清史研究者劉江華。他寫了一本專著《左宗棠傳信錄》，通過對清宮檔案的研究，力圖重新發(fā)現(xiàn)歷史真相，還原一個真實的左宗棠。在這本書的附錄《李嘉誠辦公室所掛對聯(lián)是否真為左宗棠所寫》一文中，他對“左宗棠說”提出了明確的質疑，但奇怪的是，他并沒有提到沈兆霖，卻將線索指向了姚元之。

從上圖可以看出，姚元之寫的是：

發(fā)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

擇高處立，就穩(wěn)處坐，向闊處行。

與梅園聯(lián)比較，又有兩個字不同：“平”變成了“穩(wěn)”，“寬”變成了“闊”。不過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對聯(lián)上的落款：“上章閹茂暢月”“竹葉亭生姚元之”。

“竹葉亭生”是姚元之的號。這四個字讓我們可以明確，這個姚元之不是唐代的名相姚崇（字元之）或是其他什么人，就是那個1773年出生于安徽、其族祖為“桐城派”大師姚鼐、曾就學于張問陶被稱為“張門三才子”之一、官至左都御史及內(nèi)閣學士的姚元之。

“上章閹茂暢月”六個字更加重要。

這幾個似乎語無倫次的字實際上說的是書寫對聯(lián)的時間。“上章”“閹茂”分別是干支中“庚”和“戌”的別稱，“暢月”則是十一月的意思，“上章閹茂暢月”說明此聯(lián)寫于庚戌年十一月。1790年或1850年都是庚戌年，考慮到1790年姚元之才17歲，1850年的可能大些。

這就麻煩了。

前面我們說過，沈兆霖的聯(lián)寫于咸豐壬子年（1852年），而姚元之的聯(lián)寫于1850年，在沈之前兩年。沈兆霖剛剛獲得的作者名分，被極大地動搖了。

如果作者不是沈兆霖，那會是姚元之么？

當然有可能，有相當大的可能。

前面說的的《左宗棠傳信錄》就將這副聯(lián)的著作權送給了姚元之：“這副對聯(lián)并非左宗棠所作，它的真實作者是清代官員、書畫家姚元之。”而證據(jù)，則是“在有關姚元之的記載中，則有這副對聯(lián)”。具體是什么記載，作者并沒有說，根據(jù)我的檢索，應該就是前面的那幅書法立軸。

但如果作者是姚元之，仍有一個問題需要回答，那就是：為什么沈兆霖會在自己書房中題寫同樣的對聯(lián)呢？

老辦法，我們還是來考證一下姚元之和沈兆霖的履歷。

初看上去，他倆的履歷很像，似乎也有交集，都是中進士后選翰林院庶吉士，都做過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nèi)閣學士、吏部侍郎，還都外放過學政。但是姚元之比沈兆霖大了足足28歲，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姚元之經(jīng)歷了政壇各種風云被黜歸桐城故里時，沈兆霖還在翰林院里混著，第二年才到國子監(jiān)做了個小小的司業(yè)。從1843年起直到1852年去世，姚元之就一直在桐城老家賦閑，而沈兆霖這段時間卻一直在北京為官，1852年到了江西。他們兩人，應該也是沒有什么交集的。

這樣看來，姚元之的著作權似乎也不那么踏實。

更何況，書法作品的作者和內(nèi)容的作者本來就不一定是一個人，這在古代文人中十分常見。就拿姚元之來說，他就有寫別人的聯(lián)而不注明作者的習慣。比如，他曾寫過一篇隸書，是一副集句聯(lián)“四時最好是三月，萬里誰能訪十州”，而這副聯(lián)的作者其實是黃奭。

因此，考慮到與姚元之沒有什么交集的沈兆霖短短兩年之后在另一個地方書寫了同樣一副對聯(lián)，姚元之是作者的可能性并不算大。一個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作者另有其人，只不過姚和沈都很喜歡，各自寫了一遍而已。

哎！作者另有其人。

這下倒好，原來還是做選擇題，現(xiàn)在變成填空題了。

05

填空題是真麻煩。不但誰都有可能，就連剛剛已經(jīng)被否決掉的左宗棠，都有可能再殺個回馬槍。

這不，網(wǎng)上就有一種說法，說“此聯(lián)最早公之于世，是左宗棠撰錄于陜西省三原縣城隍廟大殿”。有的還有細節(jié)：“同治九年，春夏之交，左宗棠初到三原縣，稍作停留即揮師西進，這副對聯(lián)就是在這段時期題寫。當時左宗棠應當?shù)毓偌澭垼诔勤驈R前發(fā)起捐助。”

同治九年當然不可能是“最早公之于世”，那已經(jīng)是1870年了。而我們知道，至少20年前，這副聯(lián)就已經(jīng)在安徽桐城出現(xiàn)過了。這多半和前面所說的“左撰沈書”一樣，還是個和稀泥的傳說和附會。

而之所以會出現(xiàn)這樣的附會，是因為左宗棠確實曾經(jīng)到過三原，更是因為三原城隍廟的大殿門口確實掛著一副類似的對聯(lián)：

存上等心，結中等緣，享下等福；

在高處立，著平處坐，向闊處行。

這個版本又出現(xiàn)了幾個不同的字：上聯(lián)的“發(fā)上等愿”變成了“存上等心”，下聯(lián)的“擇”變成了“在”，“就”變成了“著”。

這副對聯(lián)沒有題款，既看不出作者也看不出書寫的年代。但三原城隍廟始建于明洪武年間，是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也是全國城隍廟中首屈一指保護完好的明清建筑群，如果這副對聯(lián)書于1852年之前，也不是沒有可能。

于是我又做了一番考證。

先來看看三原城隍廟的修建史。此廟雖然建于洪武年間，但明清兩代歷經(jīng)多次維修、擴建、重建，其中最大的一次維修發(fā)生在清咸豐二年（又是1852年），而且是一次整體性重修。清末民初，社會動蕩，戰(zhàn)亂頻仍，三原城隍廟逐漸衰敗。1941年，城隍廟大殿還被三十七集團軍拆毀，改為“中正堂”，后又將三青團團部遷到此處辦公。解放后，三原城隍廟先后被列為三原縣和陜西省文物保護單位。1980年起，陜西省文物局和三原縣政府投入160萬元，進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修繕，至1990年竣工。從這段顛沛流離的歷史看，三原城隍廟大殿前所懸掛的對聯(lián)書寫于清咸豐之前的可能性非常小。

再來看看三原城隍廟現(xiàn)存的其他對聯(lián)。在戲樓的背后，懸掛著一副對聯(lián)：“氣平更事久，心曠得春多”。這是于右任寫給一位“曙樓學長兄”的對聯(lián)，被城隍廟移而用之。而城隍廟大殿的內(nèi)殿中，也懸著兩副對聯(lián)。一副是“試問世間人，有幾個知道飯是米煮；仰觀座上神，無一尊不曉田自心來”，另一副是“心地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綠樹；情天有化育，觸處盡魚躍鳶飛”。此兩聯(lián)與“存上等心”聯(lián)一樣，均無落款，但其實都有出處。前聯(lián)改自晚清趙藩題四川新都寶光寺聯(lián)“試問世間人，有幾個知道飯是米煮；請看座上佛，亦不過認得田自心來”，后聯(lián)則改自明洪自誠《菜根譚》“心地上無風濤，隨在皆青山綠樹；性天中有化育，觸處見鳥躍鳶飛”。

毋庸贅述，通過簡單的推理就能知道，“存上等心”聯(lián)與其他這幾副聯(lián)一樣，毫無疑問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三原城隍廟大修時所置，不但與左宗棠無關，與其他清人亦無關涉，說它是“最早公之于世”，純屬臆想，毫無根據(jù)。

線索又斷了。

06

線索斷了怎么辦？重頭再梳理梳理吧。

目前，除了三原城隍廟那副不靠譜的聯(lián)之外，關于這副聯(lián)，我們總共看到過三幅書法作品。一幅是姚元之寫的，一幅是沈兆霖寫的，我們都已經(jīng)考證過了。還有一幅，就是李嘉誠辦公室里掛的那幅。那幅字明顯又是另一位書法家所寫，其中會不會藏著作者的線索？

網(wǎng)上關于李嘉誠辦公室的照片都不清楚，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李嘉誠辦公室的360°全景照片，從圖中看出下聯(lián)有“吳讓之”三字落款。

吳讓之，即吳熙載，生卒年為1799-1870年。看來，這幅字寫成的時間，應該也在沈兆霖和姚元之前后。可惜上聯(lián)的落款卻怎么也看不清了，無法得出確切結論。

不過，這件事卻給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提醒。

這的確是一副很好的對聯(lián)，所以姚元之、沈兆霖、吳熙載、榮德生、李嘉誠都很喜歡，要么自己寫來掛，要么拿別人寫的掛。既然這么多人喜歡，會不會還有其他人也寫過呢？

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還真的有人寫過，而且不是一個人，是許多人。

趙之謙寫過：

許寶蘅寫過：

吳昌碩寫過。

鄭孝胥寫過：

溥僴寫過：

以上幾副聯(lián)，大約都寫于十九世紀后期至二十世紀初，都在姚、沈、吳之后，似乎說明不了什么問題。

那么，有沒有寫在他們之前的呢？

有。桂馥寫過：

桂馥（1736－1805），字未谷，一字東卉，號雩門，別號蕭然山外史。雖然官做的不大，只做到云南永平知縣，卻學問廣博，精于書畫、金石、考據(jù)，雅負盛名。

桂馥的書法作品很多，上圖的這幅字曾為畫家俞子才所藏，又曾在西泠印社2014年秋拍成交，成交價18.4萬元，其真實性應該相對可靠。

平地一聲雷。桂馥的這幅字真的是驚天動地。

前面所說的左宗棠、沈兆霖、吳熙載諸人，都是1800年前后生人，姚元之略大一些，但那幅字又被證明是1850年寫的。桂馥的出現(xiàn)，將這副聯(lián)的首次出現(xiàn)時間提前了至少五十年左右。

只要桂馥這幅字是真跡，所有之前討論過的左宗棠、沈兆霖、姚元之、吳熙載，就都可以非常明確地被剝奪著作權了。

那么，桂馥會是這副聯(lián)的作者么？

07

很遺憾，我的觀點是，恐怕桂馥也未必。

原因待我慢慢說來。先把上面說的這幾副聯(lián)拿到一起再看一看，我發(fā)現(xiàn)了兩個共同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每副聯(lián)的文字總有些少量不同，無一例外。上聯(lián)大部分是“發(fā)上等愿”，偶作“存上等愿”“立上等愿”；“結中等緣”，桂馥的卻是“做中等人”。下聯(lián)就更亂一些，“擇”“向”“尋”“就”“揀”“往”“在”“從”幾個前置動詞、“立”“看”“坐”“住”幾個后置動詞、“平”“穩(wěn)”“寬”“闊”幾個形容詞，顛來倒去，總能湊出些不同寫法。桂馥還有個特殊之處，別人的下聯(lián)末字都是“行”，他的卻是“走”，連平仄都不管了。

第二個特點，每副聯(lián)都只寫了書寫者，沒有寫撰聯(lián)者。正因為此，后人才會把沈兆霖、姚元之當做對聯(lián)的作者。而左宗棠，一定也是因為寫過同樣內(nèi)容的書法，所以才會被誤為作者，又因為他的名頭最響，所以帽子也帶得最牢。

回到桂馥的那個問題，既然沈兆霖、姚元之都已明確不是作者，同樣只是寫了這副聯(lián)的桂馥，為什么就一定是呢？

所以，關于此聯(lián)的作者，還是一團亂麻。

干脆讓我們把腦洞開大點：沒寫作者，會不會是壓根就不知道作者？

姚元之不知道，沈兆霖不知道，吳熙載不知道，甚至連桂馥也不知道。這或許就是某個不知名的作者所做的對聯(lián)，甚至可能壓根兒就不是對聯(lián)，只是一句類似清言的格言警句。正因為不是對聯(lián)，桂馥聯(lián)才會出現(xiàn)“仄起仄收”的常識性錯誤，后來又被文人做了入律的加工；正因為沒有作者，后人才會任意修改，以致于在流傳中出現(xiàn)諸多版本。這就都說得通了。

其實，吳恭亨的《對聯(lián)話》里也記載了這副聯(lián)。

當然，又是一個新的版本：“發(fā)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向高處立，在平處坐，從寬處行。”在聯(lián)語之前，吳恭亨用的是“記某氏聯(lián)云”五字。

“某氏”。

我想，關于這副名聯(lián)的作者，這應該是就是最好的答案了。

【END】

（本文作者頑石齋王磊，已征得作者同意，將全文發(fā)出，以饗讀者。）

一個

白藏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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