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zhí)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zhì)，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shù)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左傳·僖公二十三年》

研究過往史事，去疑解惑，索本求真，最有力的證據(jù)，當(dāng)屬史存實物，包括世存的和出土的。如果兩者均無，便唯有從歷史文獻(xiàn)中尋覓和對文獻(xiàn)進(jìn)行研究了。有些史事，史載迥異，多說并存，非博采廣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便無法知曉本真。就拿我國的忠文化來說，它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追索源頭，極難遇到史存的實物，大多只能在繁浩的史料文獻(xiàn)中找尋。前些年，不少專家學(xué)者，經(jīng)過艱辛的研究探索，得出的結(jié)論是：中國的忠文化誕生于“三代”時的商周。至于源出當(dāng)時的什么地域、何許人物，尚無人闡述論求，不得而知。

忠文化源自商周說持忠文化自商周出的專家學(xué)者們，從我國最早的經(jīng)典《尚書》中找出依據(jù)。他們千辛萬苦尋章摘句，把佶屈聱牙的《尚書正義》中凡帶有“忠”字的句子悉數(shù)錄出，配以洋洋灑灑的論述，精精到到的釋譯，訴說忠文化產(chǎn)生于商初周始的原委。限于篇幅，不贅其論述，刪去其釋譯，謹(jǐn)錄所摘章句共饗：

1.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商書·仲虺之誥》）

2.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商書·伊訓(xùn)》）3.敢有侮圣言、逆忠直、遠(yuǎn)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fēng)。（《商書·伊訓(xùn)》）4.焚炙忠良，郀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未集。（《周書·泰誓上》）5.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周書·蔡仲之命》）6.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賢；服考王家，厥有成績。（《周書·君牙》）

7.昔在文武，聰明齊圣，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周書·冏命》）

《尚書》是儒家經(jīng)典中的至尊，《尚書正義》是《尚書》諸版中，最權(quán)威者，所摘7句，句句有忠，雖與夏代無涉，卻是商初周始忠文化之顯證。如是，中國之忠文化，源出三代，發(fā)軔商周，當(dāng)毋庸置疑了。然而，檢索每句之出處，詳讀原文時，卻發(fā)現(xiàn)，上摘7句，所出之“仲虺之誥、伊訓(xùn)、泰誓上、蔡仲之命、君牙、冏命”等6個篇章，均屬偽《古文尚書》，無一例外。所謂偽《古文尚書》共25篇，早在清初康熙間，被時人譽(yù)為“漢學(xué)第一人”的閻若璩考實，乃魏晉間好事之徒冒作，欺世盜名千余載。如此定讞之偽作，豈能魚目混珠，引為征用！出于慎重，又拜讀《今文尚書》28篇，試圖從中覓見忠字和忠文化的句段。結(jié)果大失所望，整個28篇竟無一處，無一句，無一字，與忠有所牽涉。鑒此可知，忠文化之發(fā)源，當(dāng)與《尚書》無關(guān)，所謂忠文化起始于商初周始之說，頓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這不是《尚書》的疏忽，而是在它成文的時代，忠意識還沒有萌生，更談不到忠文化。史實證明，商始周初之社會，還不具備孳生忠文化的環(huán)境和條件。

生命譜寫的忠文化首章

馬克思主義認(rèn)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著人們的意識。作為上層建筑的社會意識，是與社會的發(fā)展，歷史的進(jìn)步，水乳交融，與時俱進(jìn)的。《尚書》中沒有關(guān)于忠意識與忠文化的記載，稍后于其的《左傳》《國語》有否？這兩部典籍，是承載東周之初春秋之際的重要歷史文獻(xiàn)。為此，又用最笨也是最有用的辦法，通讀兩書，查尋關(guān)于忠的蛛絲馬跡。讀錄過半，情況急轉(zhuǎn)直上，錄出不少事關(guān)忠意識和忠文化的句段，忠文化的發(fā)軔時代、史事，在我腦際端倪初現(xiàn)。恰在這時，又得到一個絕好消息，有學(xué)者在研讀《左傳》《國語》時，對兩書所載之忠，進(jìn)行過統(tǒng)計：《左傳》中“有忠70見”，實際有71見。其中晉國居首，“達(dá)21見”，實達(dá)22見。《國語》中“有忠50見”，其中《晉語》最豐，“達(dá)28見”。春秋之諸侯國小者不計，僅按“十二諸侯年表”，另加宗主國東周，共13國，僅為1/13的晉國，其“忠”之所占率竟達(dá)41%。端的是獨占鰲頭。歷史向我們提示：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忠文化，包括初始的忠意識，最晚在東周之春秋早期，已經(jīng)在黃河、長江“兩河流域”的中下游廣袤土地上濫觴，而最活躍、最繁榮、最集中的中心區(qū)域，就在“春秋五霸”之一的晉國。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便是汾河中游的太原和其西山養(yǎng)育出來的大戎狐氏之族的狐突、狐偃、狐毛父子。

█ 古交狐爺山，太原昊子拍攝

穿越時空隧道，讓我們回到2737年前的春秋之初魯隱公三年（前720）。是時，諸侯國衛(wèi)國準(zhǔn)備立衛(wèi)桓公之子州吁為繼承人，但遭到梗直重臣石碏的反對。石碏以當(dāng)時道德準(zhǔn)則“六逆”和“六順”，衡量“驕、奢、淫、泆，所自邪也”的州吁。這“六逆”和“六順”正是春秋初期的道德觀念之寫照：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yuǎn)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茲（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唯獨不見忠的影子，忠往往是對臣的要求，而這里倡導(dǎo)的卻是“臣行”。不只沒有忠文化，連忠意識的流動也絲毫不見。衛(wèi)國是西周分封的最高等級“公”爵的諸侯國，近在周天子京畿之側(cè)，但還沒有一點忠意識的流動，更談不上忠文化的生成了。

但是，與衛(wèi)國桓公同時的二級諸侯國晉國，正是晉哀侯末年。這時的的晉國卻忠意識盛行，請看《國語·晉語一》所載：

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茍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成聞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xùn)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于曲沃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遂斗而死。

這段文字說的是公元前710年，曲沃武公以庶反嫡，以小宗犯大宗，殺晉哀侯，勸正作“困獸斗”的哀侯之臣欒共子歸順自己，并誘之以高官大權(quán)。而欒共子在生死存亡之際，不為利誘所惑，奉晉哀侯于一，最終戰(zhàn)死。全篇沒有一個忠字，而“事之如一”“報生以死”“故壹事之”，都是忠意識的流動，都在表述著忠的意思。可見2723年前的晉國，忠文化雖沒誕生，但忠意識已廣泛流溢。這種“事之如一”的忠意識流，只差一個忠字的出現(xiàn)，便可完成向忠文化的嬗變。這無疑是忠文化誕生的前夜。

█ 古交狐爺山，高山雪松拍攝

四年之后，在《左傳·桓公六年（前706）》，忠字第一、二次出現(xiàn)，其定義是：“所謂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只有忠誠的含意，且專指“忠于民”，還沒有忠于君的一點意思。又過12年的《左傳·莊公十年（前684）》，忠字第三次出現(xiàn)，“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也沒有以下對上的“忠君”之意，而是莊公關(guān)心牢獄之事，要以“人情”善待未察清的疑犯。“忠之屬也”是忠于職守，含有公平、公正的意思。又過了24年，忠字第四次出現(xiàn)，《左傳·閔公二年（前660）》，“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此次忠字的出現(xiàn)，涉及到了狐突。狐突為什么“欲行”？羊舌大夫為什么說“不可”？這段史事出自晉獻(xiàn)公十七年（前660），由于驪姬的長期蠱惑，獻(xiàn)公決定廢掉“大（太）子申生”。春秋之初，諸侯王要廢王儲太子，是舉國大事，輕率不得。為出師有名，獻(xiàn)公命申子伐東山臯落氏，且要求“盡敵而返”。命做為太子申生輔臣和老師的狐突，為其“御戎”駕馭戰(zhàn)車。狐突明知獻(xiàn)公的叵測之心，又知太子不識陰謀，進(jìn)退維谷，欲行回避，而羊舌突大夫卻說：不行。違君命是不孝，棄責(zé)任是不忠。可見在此時，忠與忠君還沒有明涉，違君命是不孝，不是不忠，而放棄自己的責(zé)任才是不忠，忠于職守，才是忠的準(zhǔn)則。忠意識正在向忠文化嬗變，和忠文化融和，這個合二而一的拐點，就發(fā)生在晉惠公崩、晉懷公立的那一年秋末。《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有載：

九月，晉惠公卒。懷公立，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zhí)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zhì)，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shù)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愿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這則史料，在論述忠文化的產(chǎn)生上，至關(guān)重要，譯為今文，大略如下：公元前637年九月，惠公死，懷公即位，乃下詔命，不準(zhǔn)追隨流亡之人。并定下了“從亡人”的歸期。逾期不歸者，罪無赦。時狐突的兒子狐毛、狐偃，追隨重耳流亡秦國，不遵懷公召回之命。是年冬，懷公拘捕了狐突，說：“召回你的兒子，立即赦免。”狐突回答：“兒子步入仕途，父親有責(zé)任教之忠道。把名字寫在簡冊上，委身于主人，如果再三心二意，那就是罪過。我的兒子們，追隨重耳已經(jīng)多年，如果召他們回來，是教他們做‘貳臣’。父親教兒子心存二志，還怎么奉事國君？不濫用刑律，是明君之為，臣下之愿望。濫用刑律，逞一時之淫威，又有誰能無罪（意為‘欲加之罪’）？臣下聽到你的命令了。”于是懷公殺掉了狐突。

狐突與懷公的這段對話，曉之以理，直率明了，道出了忠文化的最本質(zhì)內(nèi)涵“不二”，最核心精髓“唯一”，是早期忠文化最簡樸、最精辟的詮釋，是我國忠文化濫觴的標(biāo)識。它就產(chǎn)生于春秋初期的晉國，它就發(fā)軔于太原大戎狐氏的代表人物狐突，及其子狐偃、狐毛。這是中國忠文化的啟幕，是中國忠文化的源頭。狐突，做為太原人的先賢，在中國忠文化的發(fā)展史上，鐫刻時代，青史留名，為太原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增添了珍貴的一筆。

█ 清徐狐突廟，老李侃刀拍攝

結(jié)語

忠，作為一種重要的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象，在春秋初期經(jīng)過忠意識的潛滋暗長，終于衍演成波瀾壯闊的忠文化。新生的忠文化，是從西周以來血緣關(guān)系為基底的傳統(tǒng)道德觀念最薄弱、宗法制度桎梏最衰微的地方打開缺口沖出來的。但是，偌大的西周王朝，偌多的諸侯國家，成千上萬的英雄豪杰，何以忠文化偏偏初萌于晉土？何以由大戎狐氏之代表狐突父子來開啟？追溯史蹤，答案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晉國在周初受封之時，由于封地在戎狄間，所以周天子給了叔虞特殊的立國之策：“啟以夏政，疆以戎索”，而沒有強(qiáng)調(diào)像其它諸侯國，以《周禮》立國。由是晉國從開國之始，宗族、宗法的桎梏就少一點，淡一點，為后來晉國庶嫡之爭埋下了“禍根”，為忠文化的濫觴埋下了伏筆。

其次，西周剛剛式微，晉穆侯尸骨未寒，晉國便出現(xiàn)了小宗作亂，“篡奪”嫡宗侯位的“殤叔自立”事件。這實際上是新生力量向宗主勢力的挑戰(zhàn)，向宗族制度的宣戰(zhàn)。做為晉穆侯當(dāng)然繼承人的晉太子姬仇，眼見自己的侯位被叔叔非法搶去，卻沒有力量反抗殤叔之“逆施”，晉國的公族亦噤若寒蟬。可以想見當(dāng)時晉國嫡宗力量的暗弱，宗法制度形同虛設(shè)。無奈之際的姬仇，只好陰集家奴，暗召亡命，用4年之久的時間，積蓄力量，暗殺殤叔，奪回侯位。把堂堂正正的“正義”之行，陰用雞鳴狗盜的手段完成。由是可以看出晉國正是西周王朝宗族勢力、宗法制度最薄弱之地，為忠文化后來的濫觴儲備著引而待發(fā)的力量。

再次，東周之初，禮崩樂壞的晉國，曲沃小宗桓叔、莊伯、武公祖孫三代，與晉侯分庭抗禮，前赴后繼，堅持67年，一而再，再而三地與晉侯爭鋒，以庶反嫡，終以“殺五君逐一君”之戰(zhàn)果，滅掉晉侯，賄賂周天子，逆天行事，而成正果，并將晉國二等侯爵，擢升為一等公爵，史稱晉武公。晉國這次小宗滅大宗，并被周天子正式封為公爵之侯，實際上已經(jīng)宣布了東周王朝宗族制度的名存實亡。當(dāng)是之時，齊桓公稱霸，周天子徒有虛名。忠文化雖未誕生，忠意識已四溢晉土。

最末，獻(xiàn)公繼武公為晉國君，他從小濡染于公族傾軋，血親互斗，視宗族制度如寇仇，深知國之危，在公族而不在私家。所以臨君位后，公然鏟除公族，滅桓莊之后，改變了晉國國與公族的關(guān)系，培植了晉國私家與士大夫力量。當(dāng)時的晉國，國君和主要臣下，已無周以來大宗與小宗、嫡出與庶出的血緣關(guān)系，建立起嶄新的封建領(lǐng)主式的君臣關(guān)系。忠文化在這種新鮮土壤上，將萌待出。獻(xiàn)公的老岳丈、晉國公子申生的輔臣與老師——狐突，將做為忠文化的發(fā)軔者，呼之欲出。

大戎狐氏是久居太原西部邊山的姬周遺支。有說為叔虞封唐后，入于戎狄的裔支；有說是周人本源自北方白狄，而大戎狐氏，乃白狄別支，當(dāng)古公亶父率眾南下西岐時，大戎狐氏乃遺留于故地的一支。但不論何說，都不悖狐氏出自姬周之說。狐氏之族雖長年繁衍于狄，久居古太原西山，但族群優(yōu)秀，尤其是族群中佼佼者狐突太伯，及其養(yǎng)育出的狐偃、狐毛、狐姬等優(yōu)秀子輩。晉獻(xiàn)公所以能娶狐突之女狐姬為妃，亦非偶然，最少揭示出晉國公族與大戎狐氏的交往當(dāng)非一日，而狐突一支絕非大戎狐氏中的泛泛之輩。狐突家族的實例，正好破除長期以來“戎狄必落后于華夏”的陋蔽之識。狐突所以能成為忠文化的發(fā)軔者，有其社會環(huán)境和個人修為主客觀兩方面的原因。客觀上晉國公族多內(nèi)耗，公族各宗為擴(kuò)大勢力，使晉國私家實力漸入佳境；晉國松寬的民族融和，使大戎狐氏上層的狐突家族有條件與晉國上層姬氏公族結(jié)為政治聯(lián)姻。隨著女兒嫁于獻(xiàn)公，狐突、狐偃、狐毛父子。離開故土進(jìn)入晉國上層，同時不可避免地陷入晉國公室的激烈內(nèi)訌。性情梗介的狐突及深受其影響的偃、毛二子，在獻(xiàn)公、驪姬、申生、夷吾、重耳的繁雜傾軋中，保持政治上的堅定和沉穩(wěn)，慎重地選擇，始終如一地奉行，不隨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朝秦暮楚。尤其是狐突，在最終毫無回旋余地的關(guān)頭，當(dāng)仁不讓地講出自己行為準(zhǔn)則的肺腑之言，成就忠文化的濫觴，完成了歷史交付的責(zé)任，書寫下忠文化發(fā)軔的鏗鏘之言，為我們的太原，為太原的歷史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chǎn)。

晉家爭立釁誰開，霸業(yè)中衰未可回。諸子為君從患難，當(dāng)時謀國總賢才。丹青遺像忠魂在，香火空山祀典來。自古英雄常死節(jié)，不須重起后人來。

——明·喬宇《狐突祠》

█ 清徐狐突廟

碑前鏈接：是先周之后？還是叔虞之后？

史學(xué)界對創(chuàng)建西周的周人之起源，說法不一，歸而納之，有“東來說”“西來說”“本地說”，以及后起的“北來說”。東來說，持周人源之于山西之“晉南”。西來說，以為周人源之于甘隴之“氐羌”。本地說，則堅稱周人就起源于陜西之渭水流域，本不存在什么“西來”或“東來”。然而，就在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爭論中，又增加了一種“周人源出白狄”之“北來說”。

所謂北來說，始出已故著名史家翹楚徐中舒先生。徐先生以專攻先秦史而飲譽(yù)域中，他在其代表之著《先秦史論稿》中，率先提出“周人出自白狄”之說。徐先生的“白狄說”，是在細(xì)研“東來說”“西來說”“本地說”的基礎(chǔ)上，以先秦史料為基石，以終生學(xué)識為功本的研究成果。之后，沈長云先生循徐氏“白狄說”之思路和論說，“結(jié)合有關(guān)文獻(xiàn)及考古資料”，進(jìn)一步提出：“周人起源于我國北方”，即“周人北來說”（以上引言均出自《上古史探研·周人北來說》中華書局2002年）。其實，早在沈氏“北來說”之前，已有學(xué)者、專家更早地提出先周文化與太原“光社文化”密切相關(guān)。考古專家劉軍社先生所著《先周文化與光社文化的關(guān)系》，便是以出土文物為據(jù)，把周人創(chuàng)建西周之前的“先周文化”與太原的“光社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劉氏在《先周文化與光社文化的關(guān)系》中是這樣說的：

光社文化類型，是以太原北郊光社遺址發(fā)現(xiàn)而得名。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早期約夏代晚期至商代早期；中期下限不晚于殷墟早期，即武丁前后；晚期約殷墟文化晚期。

光社文化陶器，尤其是光社類型的陶器與先周文化陶器有一些相似因素：（1）器類方面，均有鬲、罐、豆、簋、缽、盆，鎖鏈文腰的甗。（2）飾文方面，均有繩紋、方格紋、方格乳釘紋、云雷紋及齒狀花邊等。（3）聯(lián)襠錐足鬲、圓肩平頂罐等，也有一些相似之處。……從陶器的比較分析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先周文化與光社文化，有過一定接觸、聯(lián)系，這種聯(lián)系可以從歷史學(xué)的角度得到更確切的解釋。據(jù)《史記·周本紀(jì)》等記載，古公亶父因受到戎狄壓迫，才遷于岐下。我們雖不知道戎狄確指，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其中與光社文化不無關(guān)系：眾多學(xué)者認(rèn)為，在光社文化分布區(qū)域內(nèi)，有甲骨文中的方、土方、鬼方等，而這些文化中的一部分，就是周秦時期的戎狄文化。

現(xiàn)已知，光社文化朱開溝類型的下限在殷墟二期，光社類型中期下限不晚于殷墟早期，即武丁前后。是時，光社文化的中心區(qū)，已經(jīng)由太原轉(zhuǎn)向陜東北、晉西黃河兩岸。這一轉(zhuǎn)移與武丁討伐鬼方的戰(zhàn)爭有關(guān)。《易·既濟(jì)》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止。”《易·未濟(jì)》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武丁石器的甲骨卜辭亦見鬼方之名：甲3346“己酉卜內(nèi)……鬼方易……五月。”乙6684“己酉卜賓貞，鬼方易，亡□？五月。”這說明光社文化，在殷墟武丁前后，迫于殷商壓力，中心逐漸向晉西、關(guān)中轉(zhuǎn)移，使先周人不得安身，古亶父被迫遷岐。同時先周人的抵抗，也遏制了光社文化向關(guān)中腹地深入。古本《竹書紀(jì)年》《后漢·西羌傳》，都有關(guān)于先周王季時期，周族勢力崛起，有“季氏遂伐西落鬼戎”（《西羌傳》注），“武丁三十五年，周季王伐西落鬼戎”（同上），“太（文）丁之時，季歷伐燕京戎，戎人大敗周師”（同上），“后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同上）的記載。陳家夢先生更認(rèn)為：“周王季所伐之西落鬼戎，即西落鬼方之戎；所伐之余無之戎，即是鬼方一支；所伐之燕京之戎，當(dāng)在太原一帶。這些地方恰好都在光社文化區(qū)域。

綜合劉軍社先生所論，陳家夢先生首肯，以及徐中舒先生的“白狄說”，沈長云先生之“北方說”，再對照歷史文獻(xiàn)《國語·周語上》之“夏之衰也，棄稷不務(wù)，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戎狄間”；《史記·周本紀(jì)》“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fù)修后稷之業(yè)”；《國語·晉語四》“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等諸說，清清楚楚地告知我們，先周文化及周人自不窋以來，或源出于戎狄，或融于戎狄，或有一支自叔虞封唐始融于戎狄，都與久居古太原之白狄部族，包括鮮、肥、仇由、燕京戎、大戎狐氏等白狄各支系，有著千絲萬縷的淵源。尤其是大戎狐氏，經(jīng)史家考實：“狐氏出自舊族，與周同姓，姬太伯（狐突）居于戎，故以狐為氏。”（見《中國史研究·論春秋中山與晉國關(guān)系》）古老的太原盆地及汾河中上游的河谷、山地、臺原，即后來所說的太原西山，應(yīng)該就是先周文化與先周部族早先繁衍、生存的地方。而大戎狐氏，或原本就是周人族源，遺留故址的一支，或是沒有追隨古亶父遷岐，遺留于故地的周人后裔，或是自唐叔以來重奔戎狄間的姬姓之族，總之，都是生存在太原，繁衍于太原的周人支系。

做為姬姓狐氏之族——大戎狐氏，留名史冊的僅有姬太伯狐突和其子女狐偃、狐毛、狐姬。自晉獻(xiàn)公娶狐姬為妃后，他們重歸于姬晉。至于狐氏究竟是太原何方人氏？史冊勿勿，沒有留下清晰的確載，只是籠統(tǒng)地反映其勢力與活動區(qū)域在今呂梁山脈中段從介休、孝義到交城、古交城、清徐一帶。唐朝人在《元和郡縣圖志》中確認(rèn)狐氏地望在交城，其書《卷十三·太原府·交城縣》載：“狐突山，在縣西南（西北之誤）五十里。”又載：“本漢晉陽縣地，開皇十六年（536），分晉陽縣置交城縣。”我國最大的類書《永樂大典·太原府》亦載：“狐突山，（交城）縣西北五十里，亦名狐突嶺，有春秋晉大夫狐突及其子舅犯（狐偃）墳廟在焉。”說到狐氏祠廟，古太原府最多，交城縣、古交城縣、清源縣、徐溝縣、文水縣、祁縣、太原縣、陽曲縣等等，凡太原府屬縣，多有構(gòu)建，少者一兩座，多者三五座。唐之前古建盡圮不去追記，明清后所建稍晚不記，僅宋金元所建者便不下十余處。現(xiàn)存的清徐狐突祠，初建于宋宣和五年（1123），重修于元至元初，現(xiàn)為國保文物。可見，狐氏地望確在漢以來太原之晉陽，隋以來太原之交城，當(dāng)是毋疑之事。現(xiàn)今，古時的狐突山，在傳承中已稱狐偃山、狐爺山，地屬太原市古交，即交城縣初創(chuàng)時的縣治。這些遺存至今的狐氏墳塋、廟宇、祠堂等古代建筑，以及出自古人的條條縷縷的歷史文獻(xiàn)記載，都在向后人昭示：古之大戎狐氏之祖籍地望就在古太原。用時下的話說，出自古族姬姓的大戎狐氏，青史留名的狐氏父子狐突、狐偃，乃太原人也。（注：文中□處為缺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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