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古滇文化古滇青銅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一大高峰，代表著先秦兩漢時期云南眾多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發(fā)展水平。據(jù)研究，古滇文化是一種以“耕田有邑聚”的定居農(nóng)業(yè)為基礎，以青銅文化為代表的高度發(fā)達的古代地方民族文化。古滇文化的民族屬性，雖學術界尚有較大分歧，但從其所蘊含的文化基因看，應與當時活動在滇中、滇東地區(qū)的古滇國主體民族“滇僰”最為密切，且與同一歷史時期活動在滇池一線以西的古昆明族群，以南的百越族群在文化上不無諸多關聯(lián)。此外，隨公元前三世紀初“莊入滇”和西漢中葉以后大批漢族移民的進入，又有一定的古代荊楚文化和內(nèi)地漢族文化滲入古滇文化中。古滇文化的腹心地帶，以往多認為是以滇池東南岸的晉寧石寨山為中心，分別向南、北兩個方向延伸到撫仙湖西岸的江川李家山和滇池東岸的呈貢天子廟，并由此輻射到滇東南盤江上游的曲靖珠街八塔臺和滇西洱海東岸的祥云大波那及楚雄萬家壩一帶。但近兩年來，隨著今昆明東郊官渡羊甫頭古遺址大量古滇文化時期的墓葬和青銅器出土，表明滇池北岸地區(qū)同樣是古滇文化腹心地帶。古滇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蘊中最為深沉的疊積層。其二，早期漢文化早期漢文化主要是由西漢中葉漢武帝“開西南夷置郡縣”和“徙民實邊”時，陸續(xù)遷入滇池北岸一帶的漢族移民負載而來。據(jù)有關歷史文獻記載，自兩漢之世延至兩晉末年，包括后世昆明古城的前身漢晉谷昌縣在內(nèi)的整個滇池沿岸地區(qū)，曾是漢族移民的主要分布區(qū)之一，并留下不少漢文化遺存。其中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二：一據(jù)《漢書·地理志》記載，漢世益州郡郡治滇池縣“南北有黑水祠”。以后，相同的記載又見于《后漢書·州郡志》和《華陽國志·南中志》等歷史文獻。對此，清道光《云南通志稿》考證說：黑水即后來的盤龍江，上有黑龍?zhí)叮诶ッ鞒菛|北二十余里，旁有黑龍祠，即為漢黑水祠。據(jù)此，今昆明北郊黑龍?zhí)豆珗@內(nèi)的黑龍宮，便是早期漢族移民在滇池北岸地區(qū)留下的文化遺存之一。二是據(jù)《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記載：“肅宗元和中(公元84—87年)，蜀郡王追為(益州)太守，政化尤異，……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王追始興學校即開辦儒學傳播漢文化，不僅是信史記錄中云南官辦學校的拓荒者，而且通過辦學的方式將漢文化廣泛傳播到了當?shù)胤菨h本土民族中間，并收到了“漸遷其俗”的成效，故其所辦學校雖早已淹沒在時光的流水中，但仍可視為具有典型意義的早期漢文化遺存。此外，《華陽國志·南中志》說：漢晉谷昌縣初名“郭昌”，蓋以“漢開西南夷”時的統(tǒng)兵大將郭昌之名“以威夷”，后才改稱谷昌。據(jù)此，故谷昌縣名，亦應為漢文化的歷史遺存。漢晉之世的早期漢文化，是昆明古城文化底蘊中的次深疊積層。其三，西爨白蠻文化西爨白蠻文化是云南文化史上的第二大高峰，代表著自東晉初年以來到唐中葉南詔興起之初云南地方民族文化的最高發(fā)展水平。據(jù)研究，“西爨白蠻”是由兩漢以來徙居云南的早期漢族移民，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與“滇僰”的直系后裔滇中、滇東“白蠻”逐漸融合后形成。因而，西爨白蠻文化，乃是一種由漢文化與云南地方民族本土文化混合而成的復合型古代文化。一般認為，西爨文化是以當時的南中首府和上層統(tǒng)治集團爨氏家族的故里滇東味縣為中心，而以分別出土于原曲靖縣南的東晉《爨寶子碑》和陸良縣境的《爨龍顏碑》為代表。西爨白蠻文化的覆蓋范圍，《蠻書》卷四說：“西爨、白蠻也；東爨， 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軛、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升麻川南至步頭，謂之東爨。風俗名爨也。”由此可見，唐昆川(即昆州)故地今滇池北岸一帶，是西爨地區(qū)僅次于石城(即味縣治，在今曲靖麒麟?yún)^(qū)三岔)的第二大城市。同時有記載表明，這里還是爨氏家族支脈“將軍昆州刺史爨嗣紹”，“昆州刺史爨日進”的世襲領地，故應為爨氏在南中地區(qū)的次級統(tǒng)治中心。惟唐中葉天寶年間南詔滅西爨時，昆州古城一帶亦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是后，自曲靖州、石城、升麻川、昆川，南至龍和城以來，蕩然兵荒矣”，因而極少留下可資證考的傳世文化遺存，更多地還是反映在歷史文獻的記載中。其四，南詔、大理文化。大體上一脈相承的南詔、大理文化，是云南民族文化史上的第三次大高峰，同時也是最為輝煌的一頁。南詔、大理文化主要負載者為今彝、白兩族的先民即唐、宋“烏蠻”和“白蠻”，而以佛教文化為其典型代表，中心在滇西洱海沿岸地區(qū)。作為南詔“上都”、大理國“東京”的滇池北岸拓東、鄯闡兩城，留下了這一時期的大量佛教文化遺存。其中有始建于南詔后期，迄今仍屹立在昆明城區(qū)南部的東、西寺塔；有同樣是始建于南詔后期的補陀羅寺(今圓通寺)；以及始建于大理國時期、原在鄯闡城內(nèi)的地藏寺古經(jīng)幢等等。而在昆明古城的外圍地帶，南詔、大理時留下的佛教文化遺存，還有昆明西部玉案山麓的筇竹寺，安寧溫泉曹溪寺和僅次于劍川石寶山的云南第二大石窟群安寧法華寺石窟，以及晉寧、祿勸兩地的“大黑天神”造像等。大量傳世的南詔、大理佛教文化遺存，與拓東、鄯闡兩大古城一道，無疑為明、清古城的文化底蘊又添上了濃濃的一筆。其五，元代的多元民族文化元滅大理國和始置云南行省，確立了昆明在全省的中心城市地位。同時，在“大一統(tǒng)”的政治背景下，隨著大批外來各民族人戶的陸續(xù)植入和內(nèi)外經(jīng)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位于滇池北岸的云南省會鴨池城，也逐漸呈現(xiàn)出自漢、唐以來空前的多民族雜居、多元文化并存的恢宏局面。其中，僅以宗教文化而論，不惟由南詔、大理時延續(xù)下來的阿吒力教即南傳密宗教、中原傳入的禪宗得以保留與發(fā)展，而且由蒙古族南下而帶來的藏傳佛教亦曾一度傳入昆明地區(qū)，并留下了分屬不同流派的祖遍山大德寺、西山華亭寺、太華寺、晉寧盤龍寺、昆明東郊官渡金剛塔及城區(qū)東部現(xiàn)已僅存地名的白塔等等佛教文化遺存。與此同時，隨著蒙古大軍中的大批中亞、西域穆斯林的到來，伊斯蘭教和伊斯蘭文化，也同期傳入云南省昆明一帶及省內(nèi)曲靖、昭通、大理、保山等交通沿線各主要城鎮(zhèn)。另外，早在兩漢之世便已傳入滇中地區(qū)，但自東晉以后曾長期處于蟄居潛伏狀態(tài)的漢文化，到元代隨著漢族移民的大量遷入也重新活躍起來。史載元初為“敦行教化”，于鴨池“城中之北偏”建起文廟并“勸士人子弟以學”。這是信史記錄中繼東漢益州太守王追“始興學校”之后，又一次在封建政府主持下的大興儒學傳播漢文化舉措。元初所建文廟學宮，據(jù)考已歷元、明、清三代而沿襲至今。綜上所述，在明、清昆明古城構筑前的2000多年間，滇池北岸一帶業(yè)已積淀下了十分厚重的文化底蘊、尤其是經(jīng)過昆州、拓東、鄯闡、鴨池四大古城的長期積累特別是元代的長足發(fā)展，不僅為后世昆明古城的崛起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為其奠定了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基本格局。自明、清以來，昆明多元文化的顯著特色始 終相循不變并保持至今，并有較大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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