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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歷史人物讓你讀了他的故事以后,發(fā)奮讀書

毛澤東的讀書誓言:“40歲前學遍中國學問;40歲后吸收西學精華。”青年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的前兩年,他花了很多時間用在讀古文和中國古典經(jīng)史子集上面。

這同他那時候崇拜的偶像康有為、梁啟超和楊昌濟先生耳提面命的影響有關。

加上儒家四書五經(jīng),青年毛澤東自幼就大多數(shù)能背誦,也便于鉆研。

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青年毛澤東和其他有志青年一樣,讀書的熱情就被《新青年》所倡導的新思想,新思潮吸引過去。

而這時候楊昌濟先生也開始講解與東方思想哲學迥然不同的《倫理學原理》二元論思想哲學,進一步把青年毛澤東的目光吸引過去。

青年毛澤東的目光開始轉(zhuǎn)向西學,但是他并沒有完全排斥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思想,直到“五四運動”后組織學生趕赴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仍然認為“略通國學大要”是自己讀書學習方面和研究社會基本國情方面應當做到的基礎之一。

關于傳統(tǒng)思想文化知識的重要,以及如何獲得這種知識,在當時青年毛澤東跟老師、友人們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在他1915年6月25日寫給湘生的信中這樣說:“如言自修,吾舉兩人聞君。其一康有為,康嘗言:吾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歲以后,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其一梁啟超。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yè)經(jīng)史詞章,后治西學各科。……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濟,足下幸無暴棄。”

這里表達了青年毛澤東讀書求學的座右銘,那就是40歲前,大力學習中國傳統(tǒng)思想文化,40歲后才可以學習西學,吸收西學中思想文化的精華,然后融會貫通,如此才可以說學問學通了。

而且青年毛澤東也認為,要救國必須出現(xiàn)“奇杰”般的人物,而“奇杰”般的人物必定是一個融會貫通中西思想文化的人物,單單只精通中國思想文化或是只精通西方思想文化都是不可取的。

1915年9月6日寫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也說過:“仆讀《中庸》,曰博學之。讀《大學》,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至乎其極。表里精粗無不到,全體大用無不明矣。讀《論語》,其上孔子之言,謂博學于文;讀《孟子》,曰博學而詳說。竊以為是天經(jīng)地義,學者之所宜遵循。”

這是一封篇幅很長的信,信中洋洋灑灑幾千字,青年毛澤東給蕭子升詳細介紹了自己的讀書求學經(jīng)歷和方式方法,他先介紹蕭子升讀《群學肆言?繕性篇》,談論專與全,淵與博的先后關系,還有自己對各學科的研究法等。

然后又談到“尚有其要者,國學是也”,再一次強調(diào)了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青年毛澤東認為經(jīng)史子集是中國思想文化的重要載體,要寫好中國思想文化,就必須精通。為此他寫了“四部之篇,上下半萬載之紀述,窮年竭智,莫殫幾何,......顧吾人所最急者,國學常識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經(jīng),早通群經(jīng)。......首貴擇書,其書必能孕群籍而抱萬有,干振則枝披,將麾則卒舞。曾氏《雜鈔》其庶幾焉。是書上自隆古,下迄清代,盡掄四部精要。”

青年毛澤東認為精通傳統(tǒng)思想文化首要原則就是精通一本認真挑選過的關于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書籍,一本作為學習綱領性的書籍。

他挑選的是曾國藩的《經(jīng)史百家雜鈔》,在青年毛澤東眼里這本書比《古文辭類纂》、《古文觀止》、《昭明文選》都要好,因為后者這幾部書雖然是古代著名的綜合性書籍,卻只側(cè)重于文化辭章,而《經(jīng)史百家雜鈔》里面增加了經(jīng)世濟民的經(jīng)濟類文章,對歷朝歷代治亂興衰的原委都能有所? ?及。

青年毛澤東則如此寫道:“國學者統(tǒng)道與文也。姚氏《古文辭類纂》畸于文,曾書則二者兼之。”

其實不僅僅《古文辭類纂》過多的挑選文化辭章,《古文觀止》《昭明文選》都有這種問題,《古文觀止》篇幅較少,還沒有比較清晰的暴露這個問題,《古文辭類纂》和《昭明文選》這個問題就比較嚴重。

曾國藩一生標榜自己重視思想義理而主張經(jīng)世致用,在北京做翰林的時候,就很是重視經(jīng)濟之學。

“經(jīng)濟不外看史”,這是曾國藩的老師唐鑒的格言。

因此曾國藩對史學極為愛好,每天都花時間讀一讀史書,即使后來曾國藩開始領軍打仗,事務繁忙,依然在軍營中每天要讀10頁史書,幾十年來風雨無阻,堅持不懈,而作為回報,曾國藩史學功底極其深厚。

怎樣獲得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基本常識呢?信中繼續(xù)說道:“為之之法,如《呂刑》一篇出自《書》,吾讀此篇而及于《書》,乃加詳究焉出于《書》者若干篇,吾遂及于《書》全體矣。他經(jīng)亦然。《伯夷列傳》一篇出于《史記》,......吾遂及于《史記》之全體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國學常識羅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為學最忌一陋字。......觀曾文正為學,何一二書為主(謂《論語》、《近思錄》),何若干書輔之,其它亦然。”

從一部分內(nèi)容類推到一本書所有內(nèi)容,然后以一二本中心書籍類推到所有相關書籍,這樣類推下去,傳統(tǒng)思想文化無所不知也。

青年毛澤東還歸納總結(jié)了相應的讀書方法:“其法曰‘演繹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執(zhí)其微以會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統(tǒng)轄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內(nèi)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獨此科也。”

幾個月之后的1916年2月29日,青年毛澤東寫給蕭子升的另一封信中,列出了傳統(tǒng)思想文化中的經(jīng)、史、子、集,多達77種的閱讀書目:“經(jīng)之類十三種,史之類十六種,子之類二十二種,集之類二十六種,合七十有七種。據(jù)現(xiàn)在眼光觀之,以為中國應讀之書止乎此。茍有志于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然讀之非十年莫完,購之非二百金莫辦。”

可以看出,這77種關于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書籍目錄,必定是綜合了前人(比如曾國藩、姚鼐等學者)和師友的各種意見,并根據(jù)自己的讀書經(jīng)驗而進行嚴格篩選過的,能夠代表他自己對“國學大要”的見解。

非常可惜的是,這封信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沒有完整的保存下來,已經(jīng)殘缺了很大一部分,青年毛澤東所列出來的書籍目錄沒有完整的保存下來。

而且青年毛澤東也沒有完整的讀過這些書,因為當時的他“身無半文”,買不起書。

為此蕭子升還答應過青年毛澤東,準備送他一些書,被他拒絕了:“大不敢當,一則贈而下讀,讀而無得,有負盛心;一則吾兄經(jīng)濟未裕,不可徒耗。”

看來,青年毛澤東對自己列出來的書籍目錄也感覺太過龐大,所需要的時間與金錢都很成問題,他自己也感到遍讀這77種書是很難辦到的。

在1917年8月23日寫給老師兼好友黎錦熙的長信中,雖然青年毛澤東讀書治學濟世的思想已經(jīng)開始轉(zhuǎn)向“大本大源”的哲學和倫理學:“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然而從未放棄對傳統(tǒng)思想文化的研究:“弟久思組織私塾,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過此即須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歸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幾其深。”

看來,青年毛澤東曾經(jīng)? ?準備在學術研究上有番作為,可惜造化弄人,夢想成為“教員”的青年毛澤東最后卻成為了一位革命家。

然而就算如此,毛澤東身上依舊有著濃厚的“教員”風范,對世人孜孜不倦的進行教誨。

文正公曾國藩。年輕時,他又懶又流氓,而立過后才知奮發(fā)。后來,大家都知道了,成為了“千古完人”。當然,俺的目標,僅僅僅僅是成為萬萬萬萬分之一曾國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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