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期，文壇上興起了一股文化尋根的熱潮，作家們開始致力于對傳統(tǒng)意識、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們的創(chuàng)作被稱為尋根文學。1985年韓少功率先在一篇綱領性的論文《文學的根》中聲明：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tǒng)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應該在立足現(xiàn)實的同時又對現(xiàn)實世界進行超越，去揭示一些決定民族發(fā)展和人類生存的謎。在這樣的理論之下作家開始進行創(chuàng)作，理論界便將他們稱之為尋根派。綜合來看，尋根派的文學主張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國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國民的劣質，發(fā)揚文化傳統(tǒng)中的優(yōu)秀成分，從文化背景來把握我們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價值標準，努力創(chuàng)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風格和民族氣派的文學。從作家選取的某個地域做為切入文化層面基點的角度來分析，可以把尋根文學劃分為城市文化尋根和鄉(xiāng)野文化尋根兩個大范圍。代表作家有阿城、張承志、韓少功等。
尋根小說在向傳統(tǒng)文化回歸時表現(xiàn)出對具有原始風貌、異域情調的社會生活形態(tài)的偏好,這種原始情結的出現(xiàn)既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與外來文學的影響有關,同時也是文學自身發(fā)展的邏輯結果。尋根小說在具體作品中對原始或半原始文化表現(xiàn)出批判、認同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三種傾向。
縱觀整個尋根小說潮流,發(fā)現(xiàn)尋根小說在向中國傳統(tǒng)文化回歸時,很多作家不約而同地表現(xiàn)出對那些具有原始風貌、異域情調的社會生活形態(tài)的偏好。比如鄭萬隆的《異鄉(xiāng)異聞》系列小說描寫了黑龍江“野蠻女真人使犬部”,韓少功的《爸爸爸》和王安憶的《小鮑莊》等則描寫了充滿神秘色彩的窮鄉(xiāng)僻壤和閉塞山寨中人們的生活,其中結合了大量的神話、傳說、野史、祭儀等非現(xiàn)實和超現(xiàn)實內(nèi)容;另外還有烏熱爾圖筆下的馬嘶、篝火和暴風雪,張承志筆下的蒙古草原,鄧剛《迷人的海》中的老海碰子,《鹽柱》中原始生命的圖騰等等。總之,這些原始或半原始的社會生活形態(tài)是尋根派作家們擅長的題材領域,這既構成了尋根小說的一個鮮明特色,也成為應當認真思索的一個問題。首先,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學術界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文化討論熱潮,文學作為文化的載體,必然要受到文化討論的影響,由此引發(fā)文學領域的文化尋根思潮。尋根派作家們認為“文學有根,文學之根應深植于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則葉難茂”。
從另一方面來看，“尋根”者也有觸及到了文化之根的。譬如陳忠實《百鹿原》。陳忠實雖本意欲對傳統(tǒng)文化中的糟粕部分進行反思。但由于他本人對傳統(tǒng)文化的留戀和癡情注定了他在彷徨失望的今天要對民族之“根”進行一番善意的挖掘。他對百嘉軒的矛盾性人格的塑造就反映了他這一“尋根”傾向。他希望找到那種挺拔堅韌的人格和儒家傳統(tǒng)的道德觀念來為新的社會注入一劑興奮劑。但是傳統(tǒng)道德高標和人性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百嘉軒身上表露無遺。我們對百嘉軒形象到底是肯定還是否定？肯定百嘉軒的堅韌人格魅力就必須承認他的“偽”的合法性，肯定他的道德要求就是否定其人性，也必然走向“偽”，走向鹿子霖，也就是倡導尋求傳統(tǒng)文化中陰暗之根了。這種“尋根”過程中所遇到的二律背反式的困境足以給“尋根”者們當頭棒唱。他們自己也不知所措。顯然，“尋根”者們需要對他們所尋求的“根”進行大的調整。從而才有可能從形而上的高度來把握民族文化之“根”的實質。
如果我們撇開流派意義來看“尋根”小說。它們的確可以稱得上是整個浮躁的當代文學中的“精品”。一方面它們從“失語”狀態(tài)的當代 小說中脫穎而出。拓寬了其本不甚寬的題材，也間接地給人以自信，即使這種自信沒有經(jīng)過理性論證，很難站得住腳。另外它們所塑造的一些藝術形象和語音張力也可以說是矮子里的將軍，可以說是當代文學中，特別是小說界的一個小高潮。不從歷時角度分析，忽略無情的時間的沖洗，僅只置于當代中國文學中，它無疑有它的生命力。這些已有很多相關論證，就不贅述。但是顯然整個當代中國文學的成就是難以與世界文學相提并論。
然而即便如此，我們不追究尋根文學作為文學流派的價值，尋根者們的在前文已有提及的硬模硬仿也的確是他們文學創(chuàng)作本身的一處硬傷。文學的價值在于它的“唯一性”。在前面一旦有人用過某種技法，后邊的人就會有意識地回避。否則，第一個寫“林妹妹”的人固然是一種藝術創(chuàng)作，而后面仿效的人卻只能是效率的東施，學步的邯鄲客人。如果說扎西達娃的小說與《百年孤獨》的相似性可以找到理由或借口的話——兩個民族的文化乃至心理結構等方面都有某些相似性。那么在地域文化與民族心理上與拉美有著天淵之別的漢民族中，這種模仿則顯得幼稚無比！像紅高粱模仿其打破時空的敘事方式《歸去來》、《古里——鼓里》對小說的單純的陌生化處理，小說環(huán)境氣氛神秘的設置的模仿。《古里——鼓里》所描述的那個地方“周遭總象有一道屏障，人走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轉回來，鳥飛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轉來，連太陽和月亮也如出一轍。周而復始，一切終在循環(huán)往復，也沒有新的東西進來，……”。人們像蒙在鼓里，對科學置若罔聞。這種麻木不仁的生活狀態(tài)，正是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那個百年仍“貧窮”、“孤獨”、“毫無變化”的馬孔多鎮(zhèn)的翻版。人們在不停地回憶往事，由現(xiàn)在到將來又回到過去，一切的一切都在往返不斷地循環(huán)往復。小說與其說是借鑒還不如說是照搬了“變現(xiàn)實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即使“移植”的手術高明，但畢竟心虛。兩個民族的差異太大了，在文學上的刻意模仿總讓人惡心。“民族性是文學藝術具有世界性的重要因素”。對于這一點，尋根小說家們似乎是銘記在心的，但在創(chuàng)作實踐中卻又往往不自覺地照搬西洋文學，尤其是對拉美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模仿。不明白的人一看：喲，怎么中國民族文化全帶上了拉美的印跡，莫非是同源？或者是厲害的鳥兒銜來了遠隔重洋的文化種子？
這樣講倒關不是反對他們口口聲聲的“借鑒”、“借鑒”甚至是必要的。但是這種“吃什么拉什么”的不消化的“借鑒”只能是模仿。“越寫越像某大師，后來干脆連大師的也懶得模仿了”，于是還乎自戀地“不斷地復制自己的成功之作”。“尋根”小說家們用他們的創(chuàng)作實踐在為當代中國文學添枝加葉的同時，也為這個時代抹了一筆黑：這是怎樣的一個毫無創(chuàng)意和浮泛的時代！郭熙志說：“這是來自一種模仿的沖動，拉美魔幻文學的爆炸，使尋根者們覺得有類似的‘國情’。以更深的心態(tài)來講，尋根還有一種長期鎖悶之下的突變。這種心態(tài)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觀念牽引下急于得到外界承認，所謂‘走向世界’。”他們既已功底不厚，又無心加強自身理論素養(yǎng)，更無法靜下心去真正思索“尋找民族的東西”，從而創(chuàng)作出好的作品，更談何沖上世界？
總而言之，“尋根”文學的倡導者們及其實踐者們由于自身對文化斷裂帶的認識偏差，對傳統(tǒng)文化中他們要尋覓的“根”定位不準，再加上其在吸收時又不能消化和自笛才情的缺之，更重要的是其對自身價值定位的模糊和既急于超越，又? ??法超越的浮躁造成了他們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上的越位和混亂。“尋根”文學作為在理論和創(chuàng)作上都頗有影響的一派顯然名不副其實，更沒有起到作為文學流派應有的作用。同時其作為散亂無章的當代文學群體中一員也有其不可回避的痼疾。這樣，“尋根”文學只能是文學中的一個匆匆過客。這對于急于走上世界的當前中國文學無疑是一個提醒。今天再來分折它，倒并非懷舊或沒話找話，希望方家們能以一種正常的心態(tài)對待或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落差問題。

Hash:a6eeb31897e2f529acd15c5ff837bd085d66aa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