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史書考證，燒餅是漢代班超同西域時傳來的。〈續(xù)漢書〉有記載說：“靈帝好胡餅。”胡餅就是最早的燒餅，唐代就盛行了。〈資治通鑒.玄宗〉記載：安史之亂，唐玄宗與楊貴妃出逃至咸陽集賢宮，無所裹腹，任宰相的楊忠國去市場買來了胡餅呈獻。當時長安做胡麻餅出名的首推一家叫輔興坊的店鋪。為此詩人白居易賦詩一首稱：“胡麻餅樣學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爐。寄于饑讒楊大使，嘗香得似輔興無。”說在咸陽買到餅象不象長安輔興坊的胡麻餅。胡麻餅的做法是取清粉、芝麻五香鹽面清油、堿面、糖等為原輔料，和面發(fā)酵，加酥入味，揪劑成型，刷糖色，粘芝麻，入爐烤制，因而白居易說“面脆油香”了。此做法與現代燒餅差不多。宋代陶谷的〈清異錄〉一書記載：“僖宗幸蜀之食，有宮人出方巾包面粉升許，會村人獻酒一提，偏用酒浸面，敷餅以進，嬪嬙泣奏曰：‘此消災餅。’乞強進半枚。”說的是880年8月，黃巢農民起義，兵逼長安，唐僖宗倉皇出逃，沒有吃的，宮女用宮中帶出的一點面粉，用村里人送的酒，一起和面，先在鍋內烙，后在爐內烘熟，拿給他吃，說這是消災的餅。僖宗勉強吃了半塊。這種先烙后烤的方法和現在相同。“消災餅”不用芝麻，大概就是現在的火燒了。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已有“燒餅做法”，與唐代的燒餅做法相差無幾。 北京的燒餅與火燒應該說是繼承了前代的傳統(tǒng)而發(fā)展起來的，當然品種與前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語了。首先外地特色風味燒餅傳入北京的日益增多，這些“外來戶”，如歷史上的山東鍋餅、天津煎餅，為北京人所接受，成為“入籍”的北京小吃。這表明北京小吃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潮流中，將進一步得到發(fā)展與充實。其次炊具、廚藝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科技的進步，新炊具如電烤爐、電餅鐺、微波爐的出現，也必然出現對舊有工藝的改革。但無論出現什么樣的變化，質量應該是第一位的。例如傳統(tǒng)的北京燒餅，有人說已沒有燒餅味了，這是偷工減料、工藝不到家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必須提倡精工細作的商業(yè)道德，才能夠使北京真正成為“八方風味聚京華”的美食之都。 北京人大概都吃過燒餅與火燒，它們大都是用麥面為主料，經烙或烤而制成的。 北京的燒餅品種繁多，而且很有特色。如〈天橋雜詠〉中說“酥燒餅”是“干酥燒餅味咸甘，形有圓方儲滿籃，薄脆生香堪細嚼，清新食品說宣南”，說“悶爐燒餅”是“燒餅圓圓入悶爐，陷分什錦面皮酥，金臺佳制名聞久，異地相充總不如”；還說“煎餅”是“傳聞煎餅最宜春，裹得麻花味特新，今日改良多進步，一年四季市間陳”。燒餅和火燒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按照張次溪先生的〈天橋小吃〉一書中說的“燒餅在北京，向分兩種（驢蹄、馬蹄、鹽水、爛爐不在此例）：一為芝麻醬，一為吊爐。芝麻醬用煤，吊爐用柴火。一是其焦，一是其脆，味道各有不同。吊爐沒有幾家，只因為劈柴太貴，只有芝麻醬隨處皆有，煤火的究竟有的多。” 火燒為什么不叫燒餅呢？原來它們是以餅面上是否有芝麻為區(qū)分標準。〈墨娥小錄〉把火燒解釋為餅，但表面是不用芝麻仁的，這個習慣叫法也很久了（但也有個別品種表面粘芝麻而叫火燒的，如叉子火燒）。火燒的品名也很多，如褡褳火燒、片絲火燒、糖火燒、肉火燒都屬于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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