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三星堆是哪個朝代的？ 三星堆文化產(chǎn)生于何時何地 中國四大古文化遺址是什么?

三星堆文化不屬于任何一個朝代。三星堆獨立存在，古蜀國與中原商王朝并無任何藩屬關系，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王國。三星堆文化存在于中原地區(qū)夏商時期前后甚至更早，和中原文化有著一定的聯(lián)系，具有強烈的巴蜀文化特征，因此大部學者認為三星堆文化是是中原文化之外的古蜀國文化。

三星堆遺址屬于新石器晚期，青銅文化時期這兩個階段，正是因為具有地方文化特征，自成一個文化體系，所以在考古界將其名為“三星堆文化”，例如出土的青銅神樹、人面像等等，都表現(xiàn)了古蜀國對祖先以及自然生靈的崇拜，還體現(xiàn)了鮮明又神秘的宗教色彩。

三星堆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是中國西南地區(qū)的青銅時代遺址，位于四川廣漢南興鎮(zhèn)。1980年起發(fā)掘，因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黃土堆而得名。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寶墩文化，下啟金沙文化、古巴國，前后歷時約2000年，是我國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代表，也是迄今為止我國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

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距今有約4000年的歷史；信史中第一個王朝商朝的歷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這對于中國作為文明古國的形象無疑是不大相稱的。而三星堆，這個曾經(jīng)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地方，將我們的歷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過是默默地位于富饒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載著中華民族靈魂的濫觴……因此說：“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不是因為傳說中的炎黃二帝，也不是因為夏、商、周，而是因為我們有三星堆及良渚。

就目前掌握的文物及史料來看，古蜀國與中原商王朝并無任何藩屬關系，而是兩個相對獨立的方國。在目前發(fā)現(xiàn)的商朝甲骨文中，記載有很多商朝軍隊與蜀人作戰(zhàn)的事件，但大多都是有始無終；在三星堆遺址中也出土了少量作為戰(zhàn)利品的商朝貴族使用的兵器、權(quán)杖和刻有商朝文字的器物，古蜀國的強大可見一斑。

三星堆文明上承古蜀寶墩文化，下啟金沙文化（見金沙遺址）、古巴國，前后歷時約2000年，是我國長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人類遺址重地，也是迄今為止我國信史中已知的最早的文明。三星堆文化是中華文明的源流之一。

三星堆文化產(chǎn)生于何時何地

三星堆古遺址位于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分布面積12平方千米，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歷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范圍最大、延續(xù)時間最長、文化內(nèi)涵最豐富的古城、古國、古蜀文化遺址。現(xiàn)有保存最完整的東、西、南城墻和月亮灣內(nèi)城墻。三星堆遺址被稱為20世紀人類最偉大的考古發(fā)現(xiàn)之一，昭示了長江流域與黃河流域一樣，同屬中華文明的母體，被譽為“長江文明之源”。

中國四大古文化遺址是什么?

1、《殷墟甲骨》

殷墟是中國商朝后期王都遺址，位于河南安陽市，以殷都區(qū)小屯村為中心，橫跨洹河(今安陽河，注入衛(wèi)河)，東西長約6公里，南北寬約4公里，由殷墟王陵遺址與殷墟宮殿宗廟遺址、洹北商城遺址等共同組成。公元前14世紀,商湯的第九代孫盤庚即位后，把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遷到殷（今河南安陽）。

直至帝辛紂滅亡的273年間，殷地一直是商朝后期的統(tǒng)治中心，因此商朝也稱殷朝。周武王伐紂滅殷后，從這里遷走大量殷民，商都逐漸荒蕪，成為一片廢墟，故名殷墟。1899年，甲骨文被發(fā)現(xiàn)，后經(jīng)有關學者察訪，弄清了甲骨文的真實出土地點，即今安陽小屯村。1928年，在前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長領導下正式開始考古發(fā)掘。

殷墟是考古學和史學研究的一塊重要基石。見于《史記?殷本紀》的商王朝正是因為有了殷墟? ??成為信史。殷墟是中國最早由中國學術(shù)機構(gòu)自行組織的科學發(fā)掘地點， 因此又被認為是中國考古學的搖籃。

1961年3月，殷墟被列為中國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7月13日，在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0屆世界遺產(chǎn)大會上被列入《世界遺產(chǎn)名錄》。

2、《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是指1930年在內(nèi)蒙古居延地區(qū)的城障、烽燧、關塞遺址發(fā)掘出的一萬余枚漢簡，別稱居延舊簡。之后，于1972年至1982年間，又在居延地區(qū)發(fā)掘出土兩萬余枚漢簡。

由于漢代時紙張數(shù)量有限，居民仍習慣在竹木上寫字，多為木簡，少數(shù)為竹簡，居延漢簡書體為隸書章草，內(nèi)容多為修筑邊塞、兵制、屯田、置亭燧所遺屯戍文書，也論及市易，如《居延漢簡甲乙篇》記有“用馬五直二萬”，“其平宗馬直七千”的記載。居延漢簡紀年簡最早者是漢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最晚者是漢靈帝建寧二年（169年）。

甘肅省文物部門分別于1972、1973、1976、1980、1982年對居延遺址進行過5次調(diào)查，于1973-1974年、1986年進行過正式發(fā)掘。居延地區(qū)前后總共出土漢簡32037枚。其中1973年在肩水金關的關城遺址發(fā)掘出《永始三年詔書冊》，在甲渠侯官遺址出土了《塞上烽火品約》木簡17枚。

3、《敦煌經(jīng)卷》

敦煌經(jīng)卷，又稱敦煌遺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fā)現(xiàn)于敦煌莫高窟17號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shù)約5萬卷，其中佛經(jīng)約占90%，最早的是前秦苻堅甘露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

這些圖書由猶太裔英國人斯坦因帶回到英國，目前敦煌文獻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圣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余8000余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余件，為四大“鎮(zhèn)館之寶”之一。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來到敦煌，以14塊馬蹄銀取走24箱文獻及5箱繪畫、織錦與其它藝術(shù)品[6]。1908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來到莫高窟，用大量銀子換取了6000余件寫本和200多件古代佛畫與絲織品。伯希和還在第464窟發(fā)現(xiàn)一批元代回鶻文遺書。

1905年俄國人奧布魯切夫，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1914年俄國人奧登堡，美國人華爾納等人，先后從莫高窟買走了大量的經(jīng)卷。這些文物至今流散至海外的達3.5萬件，約占所有文物的三分之二。

1909年8月22日，學部左丞喬樹楠命陜甘都督毛實君封存莫高窟藏經(jīng)洞。1910年，朝廷命新疆巡撫何彥升將敦煌遺書運至北京；押運官傅某至北京后，不直接向?qū)W部復命，暗中把車隊趕進何震彝私宅；何震彝與岳父李盛鐸，還有劉廷琛、方爾謙等四人，翻閱了車上全部的敦煌遺書并取走。

8000余卷敦煌遺書，被官員截留不少；這些文物經(jīng)過儒官的精選，都是上等文物。除了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之外，流失海外的敦煌經(jīng)卷目前英國國家圖書館藏13000余件，占三分之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10800，亦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他還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5700余件。

4、《明清檔案》

明清檔案分為內(nèi)閣大庫檔案、軍機處檔案、內(nèi)務府檔案、宗人府檔案、國史館檔案、清宮中各處檔案和清各部院衙門檔案等。其中，除大部分為漢文外，還有滿文老檔以及英、法、德等文字的外交檔案。

民國年間，這批有著重大歷史價值的檔案，歷盡了各種磨難。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將部分明清檔案約40萬件運到了臺灣。在那兒，檔案受到了良好保護，并有專人整理研究。解放后，新中國政府將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改為檔案館，直接歸屬檔案局管理。五十年代，檔案館將遺存各地 的明清檔案全部接收回北京。我國現(xiàn)存明清各種檔案約計1000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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