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最早傳遞信息活動被記載在甲骨文中，殷商盤庚年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邊戌向天子報告軍情的記述,有“來鼓”二字。經(jīng)考證,“來鼓”即類似今天的偵察通信兵。而《待經(jīng)》中,也有“簡書”的記載,“簡書”就是用獸骨刻上文字,由通信兵傳遞的官府緊急文書，“簡書”出現(xiàn)于殷末周初(公元前12世紀一11世紀),距今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但這只能是郵驛的前身或古驛站的萌芽。

準確地講，驛站是古代供傳遞宮府文書和軍事情報的人或來往官員途中食宿，換馬的場所。而“驛”這個字的本意也是在告訴我們，最早的驛站不能早于馬成為人類代步工具之前。但由于留存的遺址及相關文物并不多。最早的古驛站己無從考證。理論上講簡書如果是官方最早的傳遞文書，那么一定要有驛站作為支撐，除非傳遞距離較短或需帶足數(shù)日的干糧。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古代交通不便，驛站傳遞周期太長，烽火臺成為那時的主要手段，但烽火臺對信息的準確性不能保證，所以才出現(xiàn)了烽火戲諸侯的鬧劇。

秦統(tǒng)一中國后，不僅車同軌，書同文，而且開創(chuàng)了中國統(tǒng)一的郵驛制度，始皇大帝修的馳道以首都咸陽為中心，“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 ”。這些大道，路平道寬，沿路驛站、離宮、館舍和軍事設施遍布。考古工作者近年曾在陜西旬邑縣子午嶺發(fā)現(xiàn)一處秦朝直道建筑遺址，是一座約40 畝左右的大平臺。專家們認為這可能是當時既作防衛(wèi)又作信息傳遞站的驛站。有的專家則戲稱為“一號兵站”。可以說，真正意義上的驛站從秦國始。

我國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驛站當屬江蘇省高郵市的盂城驛，早在公元前223年秦始皇就在高郵筑高臺、置郵亭，歷史莊重地把這土地正式命名為高郵，高郵成為國內唯一因郵建城、因郵而名的城市。宋朝詩人秦少游一曲“我鄉(xiāng)如覆盂”的詩句，使高郵新得一別名一一盂城。而始建于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位于江蘇省高郵市南門大街東的盂城驛，被譽為中國郵驛“活化石” 。

而全國現(xiàn)存最大、功能最齊全、布局最為合理的古驛站當屬雞鳴驛，雞鳴驛始建于明代初期，是北京通往張家口的交通要道和軍事要塞。其城墻為正方形，每邊約300米長，城墻為青磚砌壘，內夯黃土，墻高達十五米，上面垛口，四周城墻基本保持原樣，個別地段有坍塌，城墻上現(xiàn)保存有東西兩座城門，其間通有大道，可供人馬車輛出入。總體布局為“三橫兩縱”，五條貫通東西、南北的大街，將驛城按“井”字型不均等地分為三區(qū)九塊十二片。東西走向的頭道街區(qū)域主要是軍政管理和商業(yè)服務區(qū)，南北走向的西街區(qū)域是驛站的核心設施，東北為驛倉區(qū)，正北為驛學區(qū)，宗教建筑則遍布全城。

至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驛站出現(xiàn)在商朝。為了旅途方便和安全，商朝政府在大道沿線設立了許多據(jù)點，這就形成了最初的驛站制度。起初這些據(jù)點稱為“堞”，大約是用木柵墻筑成的防守工事。后來，又發(fā)展成為“次”。“次”是止舍安頓的意思，即逐漸成為可以暫住的旅舍之類。再后，又在此基礎上正式建立“羈”，即“過行寄止者”，是商王朝專為商王、貴族建筑的道邊旅舍，不僅供止宿，而且供應飲食。

郵驛制度在西周形成一個比較規(guī)整的系統(tǒng)。西周時政府特別重視修整道路，還設有專管道路的官員，稱為“野廬氏”，負責籌辦京城500里內所有館舍的車馬糧草、交通物資；保證道路暢通、賓客安全；負責安排白天輪流值班和夜間巡邏之人；還要及時組織檢修車輛、平整道路等。西周時各種不? ?的文書傳遞方式有不同的名稱，以車傳遞稱為“傳”，這是一種輕車快傳；一種稱為“郵”的，在周代主要指邊境上傳書的機構；還有一種叫做“徒”的，則為急行步傳，讓善于快跑的人傳遞公函或信息。（更詳細的內容見于徐潛主編的《中國古代陸路交通》 ）

Hash:f0e33837b5508e91238fd80f3e17a46b40cbd8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