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歷七年(1047)，著名的政治家王安石知鄞時踏勘了廣德湖，宿于廣德湖的主水源入口林村。舒堂(1041-1103)在元豐年代(1078-1085)代理監(jiān)察御史，曾在林村的資壽院綠云亭題書力陳廣德湖四利，及廢湖之弊。于是，廣德湖終于才得以保留。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廣德湖由縣令張峋筑環(huán)湖堤，長9134丈，底寬1．8丈，高8尺，建水閘9座，筑堰壩20座，湖水面2000頃，堤上植榆柳，又用剩余材料在湖堤上建二亭，以供休息，湖中的二島上建廟立祠，這個廣德湖除蓄洪、灌溉、捕魚、種植水生植物以外，還是鄞西杭甬運河交通要沖。宋王庭秀在《水利記》中說：“鄞縣東南凡十三鄉(xiāng)，東鄉(xiāng)之田取足于東湖，今所謂錢湖是也。西南諸鄉(xiāng)之田所持者，廣德一湖，環(huán)百里，周以堤廣植榆柳以為固，四面為斗門楔閘，方今春水泛漲，溢則濁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水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日，而稻已成熟矣。”

水是生命的源泉，農業(yè)的命脈。以上列舉900年之前廣德湖興廢的歷史論爭，其目的就是要充分認識水資源之寶貴和對水資源應持有十分慎重的態(tài)度。因此也可說，900年之前的廣德湖曾造福于鄞西人民，宋人張汀《廣德秋月》詩中說：“客過湖郊向歸游，誰持煙水博田疇，膏腴萬頃熟禾黍，黎庶千家除怨愁……”直到廣德湖被廢棄以后的數(shù)百年，仍有人為廣德湖的廢棄而惋惜。

二、廣德湖的廢棄，

宋徽宗(1082-1135)是我國北宋晚期的禍國殃民的腐敗皇帝，他任用蔡京、童貫等為自己奢侈荒淫享樂造園林、起道觀，后被金兵俘獲，死于五國城(今黑龍江依蘭縣)。宋徽宗政和年間(1111-1117)，明州人樓異到遼州作地方官，又改湖北隋州，但樓異希望調到明州作官。他千方百計討好蔡京、童貫等奸黨，仍得不到親近，正好明州地方官奏報明州市舶司每年需接待高麗、日本來使，花費不少，要求朝廷撥銀。當時處在內外交困的宋皇朝國庫空虛，拿不出錢，蔡京等揚言誰能為朝廷多提供錢糧就能立功升官，樓異見時機已到，在一次赴隋州上任在金殿與宋徽宗朝見之時，“獻言明州廣德湖可為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高麗人由明州至開封往來之用，有且欲造畫舫百舵，及涉海巨航……”昏庸的宋徽宗和奸黨蔡京等聽了樓異所奏大悅，即敕命樓異改知明州辦理此事。

政和七年(1117)，樓異依仗皇帝圣旨，以明州太守身份著手廢湖之舉——只要將堤閘開放，一舉了之。前人之功，毀于一旦。翌年，這個提供灌溉2000頃農田，相當于鄞縣一半的灌溉面積的廣德湖就在歷史上消失了。據(jù)記載，當時廢湖實際的可用耕田面積為720頃，募民種田后當年得糧1．8萬石，“湖水盡泄，自是歲有水旱之患”。到了宣和三年(1121)出現(xiàn)“下流湮塞有妨灌溉”，“七鄉(xiāng)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今為下田等廢湖之害。”(據(jù)成書于公元1227年的寶慶《四明志》)。宋靖康二年(1127)，鄞縣西鄉(xiāng)原依靠廣德湖灌溉之農田災害明顯增多，當時已有人向朝廷提出廢田復湖的建議，但無奈北宋朝廷已朝不保夕，忙于逃難，該年宋徽宗為金人所俘。又隔了兩年，金兵洗劫鄞縣，廢田復湖之事當然顧之不及。在此以后，在元代大德年間(1297—1307)又有人提出“廢田復湖”的建議，后來在明代崇楨年間(1628-1644) 還有人提出“廢田為湖”，但湖廢已成定局，再難以挽回了。

據(jù)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寶文閣侍制李光泰等考查，廢湖之前的廣德湖得益區(qū)域，單季收谷六七石一畝，廢湖之后所收不及前之一半(據(jù)《宋會要》)。南宋乾道九年(1173)，西鄉(xiāng)大饑。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鄞縣西鄉(xiāng)出現(xiàn)4次水災，3次旱災，平均隔年一次。嘉定八年(1215)久旱，林村飛蝗遍野。嘉定十四年(1221)旱蝗蔽天。元代發(fā)生水旱災7次。清代順治、康熙年間，平均每3-4年受災一次，即使在近現(xiàn)代的公元1953年大早，旱期64天。旱象首先出現(xiàn)于鄞西，其中望春區(qū)受災5萬畝，占全縣受災四分之一，而東錢湖區(qū)域的邱隘區(qū)，受早僅0．5萬畝，再加1958年大旱97天，其中原屬廣德湖區(qū)域的望春區(qū)受災6．5萬畝，而其次為鄞南姜山、橫溪，各為3．5萬畝，而東錢湖區(qū)域基本不旱。

魚米之鄉(xiāng)的廣德湖及其流灌區(qū)域，自廣德湖被廢棄之后，其后患無窮，不僅早澇頻發(fā)，且土地貧瘠，屬低產土壤，地下水也為咸質水。至今高橋鎮(zhèn)岐陽區(qū)域7萬畝左右，是有名的“爛腐岐陽破沿江，十年倒有九年荒”的低產田，1989年的兩次臺風使之受淹一個多星期，減產嚴重。風調雨順時產量也低于別處。因此留給鄞縣一句家喻戶曉的民諺，“兒子要親生，買田買東鄉(xiāng)!”這就是廢湖為田后大自然的回報！

再說政和七年由明州太守樓異主持廢湖以后，王庭秀著《水利說》和樓異女婿王正已《廢湖辯》各執(zhí)一詞。樓異之子因父功而官，其孫樓鑰(1137-1213)在任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后，奏求皇上追封其祖父樓異為太師，在廣德湖湖田上建了一座壯觀的豐惠廟，即俗稱“樓太師廟”，留有兩塊宋徽宗在政和七年批給樓異的御筆圣旨碑，其內容包括給樓異置辦購造樓船的敕諭，和樓異謊報廣德湖廢湖為田“稻生雙穗四穗”的批復。樓異廢湖“有功”，惠及子孫，而這座樓太師廟除了樓異的子孫們代代祭祀外，還有世世代代受廢湖之害的無知百姓們虔誠膜拜。但清代康熙年間的學者萬斯同(1638-1702)卻為此寫了多首《鄮西竹枝詞》給予強烈的諷鞭。其一：“湖開罌脰匹東錢，誰把長陂決作田，卻恨宣和樓太守，屢教西土失豐年。”其二：“湖田官稅倍民田，恨事流傳五百年，仕宦滿朝誰念此，叩閽端賴布衣賢。”其三：“樓公本意媚權臣，遂使千秋義跡湮，何事還留豐惠廟，高墻大屋坐稱神。”十余年前廟廢，刻有兩塊宋徽宗的御書圣旨碑近年己移藏于近旁寺院廣德庵中保存。

三、廣德湖興廢的教訓

“水利是農業(yè)之命脈”，這是毛澤東總結了前人的歷史教訓作出的精辟名言。宋吳潛《水則記》說：“四明郡阻山控海，其勢卑達于湖，其勢高。水自高而卑，后納于海，是故碶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也。”無論今人和古人，對于水利的作為都不能輕率從事。

鄞縣地臨東海，風調雨順，但歷史上卻多水旱之災。在南宋高宗紹興十八年(1148)到1988年的840年期間，有記載的水災77次，旱災56次。其主要原因有二，其一為降水量相對集中。據(jù)氣象部門提供資料，鄞縣的所降水量集中在4-10月，占全年70％，其中8—10月臺風季節(jié)又占全年降水三分之一。其二是鄞縣江河之水都來于山區(qū)，水勢猛烈，而下游多匯人江海，累受潮汐頂托倒灌，江河本身排泄不暢而造成內澇，而旱則蓄容不足而成災，因此廢廣德湖之后的鄞西則成為典型的早澇兼有區(qū)，其中岐陽、集仕港、白岳原廣德湖地域至今仍為低洼，常因一場大雨，河水猛漲，路、田幾乎相平。

對于水利工程的興廢，我國歷史上頗多有識之士，如對鄞西廣德湖，北宋曾鞏(1019-1083)于元豐元年(1078)任明州知州時，寫了《廣德湖記》，陳述廣德湖的拓興和保護的必要性，指出“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哉！”王安石在鄞為縣令時(1047)用10多天時間考察鄞縣水利，寫有“鄞之地邑，跨負江海”，他認為鄞縣旱重于澇，應著力浚治川渠，使水有所潴，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舒亶對廣德湖不可廢的文章，提出了“古作重慮始，功利故能永……此凡百歲余，興廢屢功靜，七鄉(xiāng)十萬家，利害寄俄頃”的告誡。

到了清代初年，鄞縣的全祖望不僅以學術詩文著稱于世，對于水利也頗有見識。他除了作諷刺樓氏廢湖得功而害民的詩賦外，在《萬金湖銘》一文中提到鄞東東錢湖從唐代開拓以后，就展開棄湖與保湖之爭，但終于保住而成為“錢湖”、“萬金湖”，他感慨地說：“嗚呼!城西的罌脰湖(廣德湖)蓋之久塞矣。”告誡東錢湖“筑堤固堰，先哲有遺蹤，重湖可保，竚卜屢豐，莫師樓異，有靦我祠宮。”御史謝兆昌在《東錢湖碑記》中也說：“古之厚民生者，重農莫如治水。”在民國期間《鄞西七鄉(xiāng)治水碑記》中，也有人提到鄞西水利必澄河源，疏河流宜蓄泄，三者兼薈，厥功乃成，但這僅是人們的愿望而己。

新中國建國以后，人民當家作主，前人的化水災為水利的愿望才能真正實現(xiàn)。在廣德湖未廢之前，王安石以為“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他認為“澇不可憂，旱則可畏。”因此在廣德湖被廢之后的鄞西主要靠分引它山堰水接西鄉(xiāng)之需，畢竟天旱路遙所到之水無多。新中國建國初期就是提倡“蓄泄兼施，以蓄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一方面在西鄉(xiāng)的山區(qū)大力植樹造林，另一方面在上游大雷山莊家溪建造大小水庫，其中比較重要的在望春西的白岳橫街的山區(qū)建中小水庫達30座，占鄞縣的六分之一，由各村為主修造的山塘達288處，幾近鄞縣三分之一，其中有代表性的有1956年建成的屯嶺水庫，1958年建成的潘岙水庫，1959年建成的莊岙水庫，1972年建成的西岙水庫，1973建成皎口水庫、2006年建成溪下水庫、2009建成周公宅水庫等。這些水庫都起到了有效地抑制山溪來水和蓄積水源作用。

四、廣德湖水文化史跡

光緒三年的《鄞縣志》寫道：“廣德湖今雖廢，而前之利于七鄉(xiāng)者，其德其廣不可沒也。”這是后人對歷史上曾有益于民的廣德湖，仍懷有深情厚意的寫照。明代詩人楊承鯤也有詩曰：“春山萬木齊，臺蹬俯回溪，卻望大雷雨，橫垂罌腥西，日銜孤嶂出，風壓嶺云低，白酒真堪醉，吾酣已似泥。”廣德湖留給后人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至今仍不失其燦爛的光輝！

廣德湖西南邊緣的橫街鎮(zhèn)和林村，原是廣德湖主要水源的人口，即罌脰之口，至今在橫街鎮(zhèn)中塘河之源的人口，即罌脰之口，在橫街鎮(zhèn)中塘河之源有一座清代同治九年(1870)重修的“廣德湖橋”和“隱仙橋”，這兩座連在一起的4孔石砌平橋，長20米，據(jù)傳因八仙之一呂純陽隱此而名，橋的上下游300米即稱廣德河，與廣德湖橋的名稱聯(lián)在一起都出自對廢棄了的廣德湖的懷念。

廣德河的上游，就是林村，當時是廣德湖西岸通向余姚四明山的必經要隘，是一個人杰地靈之處，流經林村長約五里的浣花溪，上接廣德湖的主脈莊家溪和大雷溪，全長近20公里，下連廣德河，流人廣德湖。據(jù)《桃源鄉(xiāng)志》記載，林村舊名桃源，據(jù)稱是我國三大“桃源”之一。后又有東漢黃道真隱居其中，用鷺鶿捕廣德湖魚，成為我國江南鷺鶿捕魚之始祖，這條溪就命為桃源溪或桃花溪，溪上的橋有浣花橋、武陵橋、萬安橋等，至今幸存。

林村武陵橋旁至今還有一節(jié)高1．2米的六角形石經幢，稱“蜚聲石塔”。從刻有的佛經和年號中，可知在漢建興五年(227)的三國時代，林村已有佛教文化。雙瑞橋因橋旁原建有資壽寺，寺內蓮池花開并蒂，以為祥瑞，故名“雙瑞”，資壽寺后改為資福寺，現(xiàn)仍存遺址。

資壽寺背靠下寮山，下寮山又稱資壽寺山，山下之溪稱為蟠溪，資壽寺面對武陵山和仙女山，即桃源仙境之出處。南宋《寶慶四明志》記載，資壽寺建于唐光化四年(901)，北宋慶歷七年(1047)王安石當鄞縣縣令時為考察水利曾宿于寺內，北宋的龍圖學士舒亶題詩于寺內綠云亭。流經雙瑞橋下的一股水流流經湖泊河，注入后塘河。

白鶴山和望春山，曾是廣德湖西的兩個湖中孤島，高不過50米，原來都建有祠廟等名勝，其中白鶴山的“廣德遺愛廟”是在廣德湖被廢以后建造的，廟內供祀的有唐代王元暐、任侗，五代錢憶，宋代王安石、舒亶、王廷秀等十幾位有功于此湖的水利專家。清代初年的全祖望詩中說：“白鶴舊祠宮，以報諸賢吏，罌湖四千頃，灌輸只可暨，城西十萬家，世世歌樂利……”

留在廣德湖北的文化遺跡，主要有石塘、高橋、大西壩等。石塘，是原廣德湖瀉入余姚江后的一處重要碶閘，閘上建有橋亭，至今還留著清代的三塊水閘碶碑。石塘山下的資教院因面對廣德湖，又稱廣德院，初建于唐末五代的后周(951-960)。南宋建炎三年(1129)，金兵將領兀術曾屯兵于此，該年在廣德湖北的高橋，發(fā)生了一次著名的高橋之戰(zhàn)，使金兀術的愛將阿里浦盧渾的三千鐵騎，毀于一旦，據(jù)記載是明州守將張浚將民間采廣德湖浜之藺草織席鋪地，金騎滑跌而致敗，這一戰(zhàn)首挫“金兵無敵”之銳氣，至今在后塘河上留下的這座高12米的石拱橋，由南宋吳潛重建，橋跨水10．3米，寬4．65米，官船從橋下可直達“大西壩”、蘭公渡，進入余姚江，即開于六朝的浙東運河西上杭州。

大西壩，在高橋鎮(zhèn)北5公里的余姚江邊，原名西渡壩，曾建有驛站，配壩夫十人，是一條唐宋以來浙東水上大通道，官船過壩即進入鄞西的河道。宋代陳著人京赴考寫下感慨的詩句：“昨宵北渡今西渡．系是離家第二宵，詩伴風流勤過驛，棹郎醉飽健迎潮，丈亭浦近鄰州接，筆架峰迷故里遙，得意歸來期可數(shù)，榴花如火照高標。“至今在鄞西后塘河上，除高橋以外的高大的石拱橋，還有上升永濟橋、新橋、望春橋、大卿橋等，都是廣德湖被廢以后逐步建造，用以通航大型官船用的，而梁山伯廟、接待寺、接官亭等也都是與運河相關的景觀，至今仍留下文化遺跡。

據(jù)記載廣德湖東部和南部為新莊、布政、古林、俞家、青墊、望春等鄉(xiāng)村。今屬高橋鎮(zhèn)新莊村的“臨湖塘橋”、 屬古林鎮(zhèn)繞湖橋等就是廣德湖的遺跡。新莊的周氏就是北宋林村的周造后人，這一家族曾在宋明兩代有過三十幾位進士和舉人，在鄞縣地方史上占有重要的篇章，至今在新莊的一批清代古建中，包括周氏的祠堂、祖宗牌位、宗譜、石獅等，還有6幅祖宗的寫真像，其中有—幅有明代的進士、禮部侍郎楊守陳(1423-1496)的題跋，新莊浮石塘廟的明代石碑中記載，這座祀王元瑋的廟宇也是周氏家族所造，是因廣德湖被廢后，引它山之水，受王元暐之功利而建。

古林鎮(zhèn)的薛家村，原是北宋朝奉大夫薛朋龜?shù)木犹帲靶虑f” 是薛氏在廣德湖邊別墅。當時這里是廣德湖南岸，薛朋龜是北宋晚期的進士，衡陽知州，與夫人王氏葬于薛家村，至今尚留有北宋的神道碑兩塊，橫式墓碑一塊，長3．2米。此外，在薛家的老虎墳灘還遺存明代新莊的翰林學士周弘宇的墓道石刻6件，即文臣、石羊、石虎各一對，在布政鎮(zhèn)的張家潭，幸存明隆慶年間(1567-1572)兵部尚書張時徹墓道石刻文官一具，高3米，在古林西洋港村，也留有明代的陳氏墓道石刻，文臣和石羊各一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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