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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那文化史跡：千年文明 百年舊影兩千余幀民國影像再現(xiàn)中國文脈

南山供秀 ? ? 閱讀 1146

在介紹這套 《支那文化史跡》前，先說一下部分人對“支那”一詞的誤解：首先要澄清的是這個語源不在日本，而在印度。“支那”，“China”（英文，直譯為支那）；“Chine”（法文，也是支那的意思）；“Sinoa”（古羅馬文，也是支那的意思）。古代印度稱中國為“Chine”，據(jù)說是“秦”的音譯，在中國引進梵文佛經后，翻譯的僧人又把“Chine”音譯為“支那”。這是“支那”一詞的起源。《大唐西域記》有這么一段記載：“王曰：‘大唐國在何方？經途所宣，去斯遠近？’對曰：‘當此東北數(shù)萬余里，印度所謂摩訶至那國是也。’”是一種中性的外語音譯國名而已。

即使是進入晚清之后，中國學者、政治家使用“支那”一詞的依然廣泛。如鄒容在《革命軍》中呼吁革命之后，定名為“中華共和國”，并補充說：“清為一朝名號，支那為外人呼我之詞”；章太炎持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然而在《馗書》中也說“滿洲滅支那而毀其歷史”，完全將“支那”等同于中國。

支那”一詞被認為具有強烈的侮辱感，主要是因為日本自甲午之后廣泛地使用此詞來稱呼中國，帶有戰(zhàn)勝者對于戰(zhàn)敗者的貶低、輕蔑、嘲諷的諸種意味，從而引發(fā)中國有識之士的抵制與反感。

十九世紀后半期以來，日益潰敗的大清帝國正處在“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外有強敵環(huán)伺，內則政局動蕩，上上下下自顧不暇。就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時間里，國門不得不洞開，任憑各式西洋人和東洋人長驅直入，在中國做著他們想做的事情。對中國好奇的東洋、西洋學者就像水銀瀉地一樣，陸續(xù)滲透到中國各地，對各種文物古跡遺存進行了相當深入的考察。也許，這些考察確實混雜著多種動機，諸如對東方文化的興趣、對東方文物的覬覦和向東方殖民的政治意圖。

其后的日寇侵略、解放戰(zhàn)爭、大煉鋼鐵、文化革命，又兼歐美東洋藏家大肆搜購我國文物，可謂人禍不斷，加之地震、洪水等天災，我國大量古跡文物遂遭浩劫！本應引以為豪的中華文化遺跡、文物等多遭破壞，今已蕩然無存或流散海外。故其毀損前所攝照片，尤可寶貴，史料價值，不言自明！

歐美日本學者，20世紀上半葉編撰的關于我國古跡之珂羅版大部分圖錄，以篇幅大小、攝印水準而論，公推沙畹之《北支那考古圖譜》、大村之《支那美術史雕塑篇》；關野之《支那文化史跡》及喜龍仁之《五至十四世紀中國雕刻》為其中之“四大名著”！

由日本古建筑學家及專門研究中國佛教的學者常盤大定和他的朋友日本建筑史家、東大教授關野貞合作編輯的《支那文化史跡》，在以上諸著中，允稱其為搜羅最全、開本最巨、解說最詳者，可以說當時及其后很長一段時間無出其右者。

這套十二卷本的《支那文化史跡》，自1939年5月開始，歷經兩年，才由法藏館陸續(xù)出齊。后國內外曾多次翻版。此書分圖錄和解說兩部分，解說獨立成冊，便于對照研究。圖錄采用大開本珂羅版印刷，散頁藍布帙裝，限定四百七十套發(fā)行，每卷收錄圖版約百余張，全套圖片兩千多幅。這在當時物資匱乏的戰(zhàn)爭條件下，可謂豪華版。卷中含括了中國山西、河南、廣東、湖南、江蘇、浙江、福建、河北、山東、陜西、四川、湖北、江西、安徽、北京等地諸多名勝古跡、古建遺址及市井圖像，是一部以圖為主，全面系統(tǒng)介紹中國建筑等文化史跡的大型著錄，尤其是宗教建筑、石刻雕像等，其中最早的照片攝于1906年，它為我們提供了中國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況與初步研究，堪稱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文化遺跡的“定格”。

今天來看，關野貞和常盤大定的考察，雖然不一定是西洋、東洋學者中最早的，但相當多的遺跡之發(fā)現(xiàn)和攝影，顯然是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在當時中國官方尚無力量進行大規(guī)模的文物普查，中國學者還很少深入文化遺跡考察的時代，他們的這些照片拍攝和調查記錄，很多是“第一次” 。這也刺激了中國學者，促使他們開始了自覺的對藝術、建筑、陵墓、寺觀進行田野考察。其中就包括中國營造學社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劉敦禎等人。

美中不足的是，此套叢書內容不乏疏漏甚或錯訛之處，有的解說及觀點也明顯失實或欠妥。排列顯得凌亂，不夠系統(tǒng)謹嚴，如山西大同之史跡，分別收錄于第一和第八輯；河南省史跡分錄于第二和第五輯；山東史跡，尤其是同一地區(qū)，如長清縣史跡亦分散于第七和第十一輯，查閱起來確有不便之處。但若置身于當時的環(huán)境，又不得不承認其先導作用，尤其是在我國諸多學科發(fā)軔之際，這些海外學者的調查研究多有開創(chuàng)之功。因此，不應忽視越境學術調查與研究對我國學術發(fā)展的刺激和影響。當然，最值得強調的，還是那些實地考察所得的照片、拓本、手繪圖等視覺資料。

古建筑、園林藝術家陳從周稱贊是書：余治中國建筑史，初引以入勝者，其唯《中國文化史跡》諸書，圖文并茂，考訂精核，私淑焉，四十年來未能去懷。

為了讓更多喜好者了解中國幾千年歷史文化古跡的遺存和嬗變脈絡，看到早年被割裂的文物原本所在的背景。特整理此電子版，以更加真切地感知中華文明之精粹。可以通過點擊圖片查看每卷詳細內容。

《支那文化史跡?第一卷》

A、大同云岡石窟，76面，119幅；

B、大同上華嚴寺，2面，4幅；

C、大同下華嚴寺，3面，8幅；

D、大同善化寺，1面，2幅；

E、五臺山，25面，39幅；

含：明月池、南山寺、大塔院寺、大顯通寺、真容院、羅睺寺、大廣宗寺、殊像寺、金剛窟、般若寺、北山寺、居士塔、笠子塔、那延羅窟、竹林寺、清涼臺、千佛塔、金閣寺、靈境寺、法華寺、大佛光寺；

F、太原龍山石窟，13面，23幅；

《支那文化史跡?第二卷》

A、洛陽龍門石窟，76面，115幅；

B、登封少林寺，31面，46幅；

C、登封嵩岳寺，2面，2幅；

D、登封法王寺，2面，4幅；

E、登封會善寺，5面，10幅；

F、登封永泰寺，2面，3幅；

G、登封碑樓寺，2面，4幅；

《支那文化史跡?第三卷》

A、廣州光孝寺，19面，31幅；

B、廣州六榕寺，8面，10幅；

C、廣州華林寺，3面，7幅；

D、廣州文廟，3面，6幅；

E、廣州五仙觀，1面，2幅；

F、廣州懷圣寺，2面，3幅；

G、韶州南華寺，15面，23幅；

H、乳源云門寺，9面，10幅；

I、潮州開元寺，6面，9幅；

J、潮州韓山，8面，12幅；

K、長沙岳麓山，7面，10幅；

L、衡山南岳，18面，30幅；

M、衡州，4面，8幅；

N.、岳州，2面，6幅；

O、寧鄉(xiāng)溈山，9面，19幅；

P、長沙，2面，4幅；

《支那文化史跡?第四卷》

A、鎮(zhèn)江，6面，12幅；

含：金山寺、甘露寺、定慧寺；

B、句容，8面，16幅；

含：茅山（華陽洞、九宵宮、元符萬寧宮、德祐觀、乾元觀）、寶華山（慧居寺）；

C、蘇州，10面，19幅；

含：虎丘、戒律幢寺、寒山寺、北寺、雙塔寺、開元寺、白云寺、崇報寺、支硎山寺、元妙觀、滄浪亭；

D、上海其他，4面，11幅；

E、杭州，56面，89幅；

含：西湖、雷峰塔、保俶塔、靈隱寺、凈慈寺、天竺寺、鳳林寺、昭慶律寺、高麗寺、圣水寺、瑪瑙寺、梵天講寺、閘口白塔、六和塔、吳越文穆王神道碑、云棲寺、孝義庵太素錦庵塔、石屋洞（4面，6幅）、煙霞洞（6面，10幅）、飛來峰（12面，17幅）、文廟、城隍廟、岳飛墓、岳王廟、徑山寺；

F、紹興，10面，20幅；

含：大善寺、塔山、會稽山、南鎮(zhèn)廟、禹廟、禹陵、禹碑、蘭亭、南宋孝宗陵、南宋理宗陵、東湖秦橋、余姚（龍泉山、王陽明墓）；

G、寧波，17面，28幅；

含：延慶寺、寶云寺、天封塔、天寧寺、四明月湖真隱堂、天一閣、慈湖書院、岳林寺、雪竇寺、天童寺、阿育王寺；

H、普陀山，7面，10幅；

含：潮音洞、磐陀石、太子塔、普濟寺、法雨寺；

I、廈門南普陀寺，1面，1幅；

《支那文化史跡?第五卷》

A、登封嵩山，17面，28幅；

含：嵩陽觀、中岳廟、太室闕、少室闕、開母闕、唐潘尊師碣、崇福宮；

B、鞏縣，17面，32幅；

含：石窟寺（14面，23幅）、宋太宗陵（3面，9幅）；

C、偃師，8面，13幅；

含：明倫堂、宋昇仙太子碑、汜水等慈寺碑、鄭州開元寺、密縣法海寺；

D、洛陽，6面，10幅；

含：白馬寺、千祥庵存古閣、孔子入周問禮碑、北邙山；

E、開封，6面，9幅；

含：繁塔、鐵塔、大相國寺、開寶寺、龍亭；

F、歸德，3面，5幅；

含：禹碑、開元寺、文雅臺；

G、鹿邑，5面，8幅；

含：太清宮、昇仙臺；

H、安陽寶山，24面，37幅；

含：靈泉寺（9面，13幅）、大留窟（2面，4幅）、大住窟（10面，16幅）、天寧寺、定國寺、大魏義井銘碑；

I、武安北響堂山，21面，30幅；

J、磁州南響堂山，13面，25幅；

《支那文化史跡?第六卷》

A、天臺天臺山，34面，54幅；

含：國清寺、真覺寺、智者大師講經處、高明寺、善興寺、智者大師降魔塔、上方廣寺、中方廣寺、萬年寺、赤城山（磚塔、華陽洞、餐霞洞）、太白堂、臺州（紫陽道院、千佛塔、巾峰塔）；

B、福州，34面，52幅；

含：烏石山（石塔）、越王山、閩王廟、文廟、九仙山（白塔、萬歲寺）、怡山西禪寺、澳橋、東禪寺、開元寺、烽火臺、萬壽橋；

C、閩侯雪峰崇圣寺，12面，17幅；

D、閩侯鼓山，26面，37幅；

含：白云廨院、阿育王塔、寶篋印塔、涌泉寺、靈源洞；

E、福清黃檗山萬福寺，14面，20幅；

《支那文化史跡?第七卷》

A、長清靈巖寺，17面，30幅；

含：證明龕（4面，8幅）；

B、歷城，51面，87幅；

含：神通寺、朗公塔、四門塔、千佛崖（8面，13幅）、九塔寺、大佛洞（4面，7幅）、黃石崖（5面，10幅）、龍洞（6面，12幅）、玉函山（7面，13幅）、佛峪（2面，3幅）、千佛山（3面，7幅）、開元寺摩崖造像（2面，3幅）、佛慧山大佛（1面，1幅）；

C、青州，39面，58幅；

含：云門山（14面，19幅）、駝山（17面，25幅）、金石保存所、法慶寺、玄帝觀、真武廟、范井、文昌宮；

D、淄州，9面，13幅；

含：普照寺、龍興寺、寶塔寺、普安寺、馬鳴寺；

《支那文化史跡?第八卷》

A、太原天龍山石窟，37面，64幅；

B、太原，19面，29幅；

含：永祚寺、傅公祠、凈明寺、奉圣寺、龍山童子寺、風峪華嚴經石、晉祠平定李清報德像碑、應州佛宮寺、榆次永壽寺、大同九龍壁；

C、交城石壁山，11面，16幅；

含：代州雁門關、玄中寺（10面，15幅）；

D、交城萬卦山，7面，12幅；

含：天寧寺、趙城廣勝寺、永濟棲巖寺、平遙慈相寺；

E、趙州，4面，5幅；

含：柏林寺、陀羅尼大石幢；

F、正定，27面，41幅；

含：臨濟寺、隆興寺（15面，22幅）、慶惠寺、天寧寺、曲陽（唐清河郡王紀功碑、修德寺塔）、靈壽趙郡王高叡建定國寺碑、元氏凝禪寺三級浮圖碑、順德（開元寺、天寧寺）、行唐封崇寺、定州開元寺、保定蓮池書院、通州祐勝寺、北京慈壽寺；

《支那文化史跡?第九卷》

A、西安及其附近，105面，186幅；

含：靈寶函谷關、潼關、華陰（華山、西岳廟）、臨潼（驪山、華清宮）、西安文廟（碑林）、花塔寺、開元寺、臥龍寺、牛頭寺、香城寺、慈恩寺（大雁塔）、興教寺、華嚴寺、興善寺、青龍寺、薦福寺（小雁塔）、香積寺、百塔寺、崇圣寺、草堂寺、羅什寺、鄜縣石泓寺（3面，5幅）、三原文廟、涇陽（惠果寺、南石窟寺、唐崇陵）、澄城暉福寺、長武昭仁寺、醴泉（石鼓、唐昭陵）、咸陽（周文王陵、武王陵、成王陵）、乾州（唐乾陵）；

《支那文化史跡?第十卷》

A、四川，13面，22幅；

含：廣元千佛崖（3面，4幅）、劍州重陽亭（1面，2幅）、峨眉山、成都武侯祠、瀘州武侯祠、少陵草堂、萬縣太白山、青羊宮、嘉定蘇東坡讀書樓、綿陽馮煥石闕、渠縣平陽石闕、雅安高頤石闕、巫山峽；

B、湖北，20面，39幅；

含：宜昌三游洞、荊州承天寺、當陽（玉泉寺、慶門寺、大通寺）、漢口關帝廟、漢陽歸元寺、武昌（寶通寺、黃鶴樓、張之洞舊邸、晴川樓）、黃梅（高塔寺、東漸寺、四祖山正覺寺、四祖庵、五祖山真慧寺、授法洞、中峰堂）；

C、江西，22面，43幅；

含：廬山（東林寺、西林寺、天池寺、棲賢寺、秀峰寺、瞻云寺、圓通寺、周濂溪墓、愛蓮池、煙水亭、陶淵明墓、白鹿洞書院、簡寂觀、太平宮）、九江龍仁寺、南昌滕王閣；

D、安徽，5面，9幅；

含：安慶磚塔、九華山、黃山；

E、江蘇，49面，92幅；

含：南京（雨花臺、瓦棺寺、雞明寺、靈谷寺、清涼寺、文廟、貢院、明故宮、明孝陵、方正學墓、孫中山墓）、江寧（梁安成康王墓、梁始興忠武王墓、梁蕭侍中墓、梁臨川靖惠王蕭宏碑、張家?guī)炝耗埂?a href='/jingdian/58783' target=_blank>花林村梁墓、牛首山普覺寺、祖堂山幽棲寺、攝山棲霞寺、攝山千佛崖，2面，4幅）、揚州（天寧寺、旌忠寺、五亭橋、法海寺、蜀岡、平山堂）；

《支那文化史跡?第十一卷》

A、曲阜孔子廟，42面，75幅；

B、曲阜孔子林，3面，5幅；

C、曲阜顏子廟，5面，8幅；

D、曲阜周公廟，2面，4幅；

E、鄒縣孟子廟，3面，5幅；

F、鄒縣重興寺，1面，2幅；

G、泰安蒿里山，4面，8幅；

含：冥福寺；

H、泰安岱廟，6面，12幅；

I、泰安泰山，8面，15幅；

J、泰安徂徠山，2面，4幅；

K、泗水，1面，2幅；

L、兗州，2面，3幅；

含：興隆寺、文廟；

M、濟寧，7面，12幅；

含：文廟、鐵塔寺、普照寺；

N、長清，6面，11幅；

含：真相寺、五峰山蓮花洞（4面，8幅）、五峰山廟、玉皇廟；

O、濟南，5面，11幅；

含：呂仙閣、趵突泉、長春觀、道院、大明湖、北極閣、金石保存所；

P、肥城孝堂山，3面，5幅；

Q、嘉祥，8面，12幅；

含：武氏祠；

《支那文化史跡?第十二卷》

A、北京，55面，99幅；

含：紫禁城、景山、北海、天壇、地壇、雍和宮、國子監(jiān)、文廟、法源寺、雙塔寺、大鐘寺、天寧寺、妙應寺、五塔寺、東黃寺、西黃寺、白云觀、東岳廟、碧云寺、臥佛寺、戒臺寺、頤和園萬壽山、玉泉山塔、圓明園、盧溝橋；

B、昌平，14面，30幅；

含：十三陵、南口、居庸關；

C、房山，22面，37幅；

含：云居寺、金陵；

D、易縣及其他，20面，40幅；

含：易縣西陵、興隆東陵、薊縣獨樂寺、臨榆山海關、密云古北口、延慶八達嶺。

｜ 關于作者｜

常盤大定（1870—1945）是著名宗教學家，佛教史專家，也是真宗大谷派高僧，曾任母校東京大學教授，講授中國佛教史。他對中國的宗教遺跡格外關注。在踏訪中，尤其注重對史跡的拍攝、拓制和記錄，所作日記也一絲不茍，每次都留下數(shù)量可觀的圖文資料或日錄。《中國佛教史跡踏查記》（1938）即其多次來華探訪記錄之匯總，成為我們了解當時中國現(xiàn)狀，尤其是佛教史跡或文物的難得文獻。書中不僅資料豐富，記述詳細，而且于踏查過程中的所得所感也時有披露，讀來頗有趣味。

常盤大定生前來華七八次，其中，僅20世紀20年代就曾五次來華考察宗教文化遺跡，在佛教實證研究領域屬先驅者。他第一次來華是1920年9月至翌年1月，考察路線為沈陽、北京、房山、大同、張家口、太原、洛陽、漢陽、宜昌、廬山、南京等，考察對象主要是各地石窟、寺廟、道觀等遺跡、遺物。事后出版了《訪古賢之跡——中國佛跡踏查》（1921）。第二次時間在1921年9月至翌年2月。行程為青島、濟南、泰安、曲阜、兗州、濟寧、北京、石家莊、鄭州、開封、洛陽、漢口、長沙、九江、南京、揚州、鎮(zhèn)江、蘇州等，回國后撰寫出版了《續(xù)訪古賢之跡》（原名為《中國佛教史跡》，1923）一書，其中還附帶11幅地圖，以及作者實地拍攝的112幅圖片。第三次（1922年9—12月）和第五次（1928年12—翌年1月）主要是對南方各省的調查。包括上海、寧波、漢口、廬山、杭州以及廣東、福建等省市。加上第四次（1924年冬）對大連、旅順以及青島、濟南等地的考察，中國南北各地主要文化勝跡，尤其是佛教遺跡等，基本為其踏遍。

關野貞作為建筑史專家，曾斷言中國已無唐代及之前的木構建筑。他來中國較早，1906年起開始考察陜西漢唐陵墓，對唐代的昭陵、乾陵和崇陵做了詳細調查，并且繪制了《唐太宗昭陵陪塚配置圖》，這也許是最早的昭陵圖。此后，他有關考古、建筑、藝術的論著，也曾不斷被翻譯。而他最重要的發(fā)現(xiàn)之一，便是天龍山石窟。

關野貞（1868-1935）是日本與伊東忠太齊名的建筑史學者。他在涉華建筑與實地考古方面，也是一位先驅，一生來華十余次。將伊東忠太與關野貞兩人的建筑調查與研究對照著看，更富有意義：伊東重視建筑史，尤其是建筑美術與工藝的研究，擅長建筑史宏觀建構；關野則側重建筑與考古研究，尤其是運用考古學方法，對建筑及其藝術做詳實考證，以微觀研究見長。可以說，兩者各有長短，互為補充，綜合來看，則可得到較為客觀全面的中國建筑的印象。

關野貞初次來華調查是1906年，此前他主要從事日本及朝鮮的古建筑、古寺社調查或修復工作。關野與其東京大學同事塚本靖以及帝室博物館平子鐸嶺三人于1906年9月至翌年初，自北京出發(fā)，經鄭州至西安，對沿途各地的古跡遺物，尤其是陵墓碑碣、石窟造像等進行了詳細考察，從而探明了中日韓三國在建筑及藝術上的部分淵源關系。這也是他多年來一直關注的課題。

為彌補初次來華未能于山東境內考察之遺憾，1907年秋，關野貞又專程奔赴齊魯大地，對建筑遺跡、石刻造像等展開調查，還從嘉祥縣和濟南府各獲得一方漢代畫像石，千里迢迢運回日本，成為當時東京大學的珍貴藏品。此次考察后，關野貞發(fā)表《中國的陵墓》（1908）、《中國山東省漢代墳墓表飾》（1916）、《山東南北朝及隋唐之雕刻》（1916）等論文，為其探討中國雕刻藝術和陵墓及碑碣變遷夯實了基礎。

1913年對中朝邊境考察之后，1918年初，關野貞又受日本文部省派遣，對中國、印度及歐美古建筑及其保存情況進行調查。這次他經朝鮮陸路進入我國東北，一路考察到北京，再由北京至大同、房山、保定、彰德、開封、鞏縣、洛陽、鄭州、太原等地。回到北京后不久，又南下歷訪濟南、青州、青島等地，從青島海路抵上海，再由上海至浙江、江蘇等地考察。此次在華考察長達7個月，大有收獲，其中最得意的當屬在太原近郊探訪到天龍山石窟遺跡。為眾多精美的石窟造像所吸引，他放棄了當天離開的原定計劃，在天龍山上住了一宿，翌日接著攀登觀賞，并對大多數(shù)石窟進行了初步考察和拍攝，事后撰寫了考察報告《天龍山石窟》（1921）。他的這一所謂“發(fā)現(xiàn)”與伊東忠太十余年前找到云岡石窟一樣，在學界亦引起不小轟動。也許正緣于此，日本至今仍流行著伊東忠太發(fā)現(xiàn)云岡石窟、關野貞發(fā)現(xiàn)天龍山石窟之說。其實，這些石窟遺跡并非什么隱秘之所，地方志等文獻多有記載，且當?shù)匾膊⒎菬o人知曉，甚至有的石窟之前已有外國人踏訪過，根本不存在發(fā)現(xiàn)之說。伊東、關野等人的這類探察活動，之所以被盛傳或渲染，與近代日本日趨膨脹的國家主義思潮不無關系。

關野貞多次來華調查，不僅獲得研究上極為重要的感性認識，而且于各地拍攝并制作了大量圖片、拓本等，為此后的研究與著述奠定了基礎。他與常盤大定合編的《中國佛教史跡》（6冊 1925-1931）以及遺稿《中國碑碣形式之變遷》（1935）等，即實地考察成果之體現(xiàn)。尤其是前者六卷本圖集可謂中國佛教建筑與佛教美術調查研究之集大成者，至今仍為學界推崇。

20世紀20年代后期，隨著東亞考古學會（1927）和東方文化學院（1929）等涉華重要調查機構的設立，日本學界的對華考察步入頻繁化、規(guī)模化、綜合化階段。從1930年開始，關野貞又先后六七次來華從事古跡調查或保存工作，地區(qū)多集中于東北以及熱河，調查對象主要是遼金時期的建筑、陵墓以及熱河古跡等。

偽滿洲國成立后，出于國策需要，日本方面主動協(xié)助偽滿政府保護熱河遺跡。關野貞、竹島卓一等受日方委托，對熱河進行了多次詳細考察，后結晶為五卷本《熱河》，除其中一卷為解說之外，其余四巨卷均是相關圖集，收錄圖版300余張，600余幅。這是日本人最早對熱河進行的全面系統(tǒng)考察，其圖版資料等為日后熱河遺跡的修復保存起到了一定作用。另外，在對東北、華北等地的遼金時期建筑進行多次考察之后，關野貞與竹島卓一又編輯出版了《遼金時代的建筑及其佛像》。直到去世前一個月的1935年6月，關野貞還曾來華調查遼金建筑。關野貞在先后十余次實地考察的基礎上，撰寫并編輯了大量有影響的論著和圖錄資料集。圖集除上述幾種之外，還有與常盤大定合著的《中國文化史跡》（12輯，各輯均附解說，1939-1941）。遺憾的是，這套大型系列圖集尚未完成，關野不幸病逝，編輯出版工作只好由常盤大定繼續(xù)下去。關野貞生前有關中國的論考等，后匯編為《中國的建筑與藝術》（1938），由巖波書店出版。可以說，這部書是其在中國古建筑與美術研究方面所獲成果之集大成者，與伊東忠太所著《中國建筑裝飾》一起，一直被學界視為中國建筑與藝術研究領域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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