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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涂井漢墓群

重慶涂井漢墓群

簡介  涂井漢墓群位于忠縣城東北25千米處的涂井鄉(xiāng)紅赤村,由15座漢墓組成。墓內道口有一拖著大車的灰陶大馬,由陶制馬夫牽引著一匹紅陶高馬立于陶制的水井旁。墓室內各式用陶制成的俑、禽、獸、房、池、塘、田等,都配以各式銀制、銅制、鐵鑄的器具和裝飾品,形態(tài)逼真,琳瑯滿目。五號墓是三國時期留下的完整墓葬,其內部陳列整齊,墓內隨,重慶涂井漢墓群,重慶涂井漢墓群簡介,重慶涂井漢墓群-忠縣重慶涂井漢墓群

“凡葬必于高陵之上” ——重慶市高新區(qū)金鳳鎮(zhèn)黑房子東漢至六朝崖墓群

黑房子崖墓群位于重慶市高新區(qū)金鳳鎮(zhèn)海蘭村1組,中心地理坐標為北緯29°30′43.70″,東經(jīng)106°17′21.25″,海拔317米,分布面積約2400平方米,該崖墓群在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定為文物點。2021年10月至11月,為配合金鳳隧道工程的建設,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對施工紅線范圍內的黑房子崖墓群進行了搶救性發(fā)掘,共清理墓葬17座,留取資料6座,現(xiàn)將初步發(fā)掘收獲簡述如下。

圖一 黑房子崖墓群周邊環(huán)境

一、考古發(fā)現(xiàn)

黑房子崖墓群位于一近橢圓形的山頂上,山頂東坡有墓葬11座,西坡有12座。該墓群墓葬均被盜擾,出土隨葬品較少,只能將保存較好的墓葬形制作為分期的主要依據(jù)。根據(jù)各墓葬朝向、規(guī)模大小、墓內附屬設施、剩余隨葬品等,將該墓群分為四個組,時代為東漢至六朝。

圖二 黑房子崖墓群航拍

1.第一組墓葬

M1~M4四座墓葬,分布于東坡南部,為第一組墓葬。20世紀70年代被當?shù)卮迕窀脑鞛?a href='/mogu/' target=_blank>蘑菇培養(yǎng)室,墓道和墓室結構均破壞嚴重,基本上無法判斷時期。

2.第二組墓葬

M5~M11分布于東坡北部,為第二組墓葬。墓葬方向范圍為68~83度。除M8總長為6.96米外,其余總長在10.80~14.66米,規(guī)模較大。M5、M6、M10、M11的墓頂為拱形頂,M7為藻井式覆斗形墓頂,M8、M9為“人”字坡墓頂。M6東北角有一灶臺,M7的灶臺在墓內東南角。除M8、M9無棺床,其余均有棺床。M8出土陶器較多,其余墓葬剩余隨葬品極少。

圖三 黑房子崖墓群東坡航拍

將較具代表性的M7的清理情況簡述如下。M7由墓道、墓門、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組成,總長約11米,方向為81度。墓道平面呈梯形,口大底小。三重門框,封門已不存。甬道平面呈梯形,墓室平面呈長方形,墓頂為藻井式覆斗形,墓頂中部鑿刻“回”字形圖案。墓室左右二側及后部設有棺床,東南角有一長方形灶臺和壁龕。M7后期盜擾嚴重,未發(fā)現(xiàn)葬具、人骨。墓室底部的淤積土中含有少量擾亂后的灰陶殘片。根據(jù)M7的大小、墓頂和墓內附屬建筑,M7的時代可能為東漢晚期。

圖四 黑房子墓群M7航拍

圖五 黑房子墓群M7墓室及墓頂

3.第三組墓葬

M12~M17分布于西坡北部,為第三組墓葬。墓葬方向范圍為272~294度,該組墓葬規(guī)模較小,總長在3.16~5.78米。除M15墓頂為藻井式覆斗形外,其余均為拱形頂。M12無棺床,其余墓室后部均設有棺床。僅M13墓內西北角有一灶臺。

M13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四部分組成,總長約5.06米,方向為294度。墓門上部、甬道及墓室頂部部分被破壞,墓道較短,壁較直。二重門框,封門已不存。甬道和墓室平面均呈長方形,墓頂為拱形,墓室后部設有棺床,墓內西北角有一灶臺。M13后期盜擾也較嚴重,墓底的黃褐色淤積土中發(fā)現(xiàn)少量隨葬品。有陶塘、陶房、鐵劍各1件,陶雞2件。M13規(guī)模較小,另根據(jù)墓頂、墓內附屬建筑和剩余隨葬品,M13的時代可能為東漢末—蜀漢時期。

圖六 黑房子崖墓群西坡航拍

圖七 黑房子崖墓群西坡航拍

圖八 黑房子崖墓群M13墓室及墓頂

4.第四組墓葬

M18~M23分布于西坡南部,為第四組墓葬。墓葬方向范圍為250~265度,總長在2.70~7.60米。M18、M19、M20的墓頂均為拱形,M21、M22為覆斗形頂,M23為“人”字坡頂。這六座墓葬除M21外,墓室后部均設有棺床,其中M18、M20、M21有較短的排水溝。M23的規(guī)模在這組中墓葬較大,長7.06~7.60米,墓室左右二側及后部設有棺床,西南角有一長方形灶臺。除M23外,其余墓葬規(guī)模均較小,時代可能為六朝時期。

M21由墓道、墓門、甬道、墓室四部分組成,總長2.70~2.80米,方向為250度。墓道較短,一重門框,封門已不存。甬道和墓室平面均呈長方形,墓頂為覆斗形。墓門外頂部開鑿有一道弧形凹槽,墓室前部至墓道口有一條排水溝,M21后期盜擾嚴重,未發(fā)現(xiàn)隨葬品。M21規(guī)模極小,其墓室長1.80、寬1.44、高1.36米,墓葬前部有排水溝,其時代可能為六朝時期。

圖九 黑房子墓群M21正視

圖十 黑房子崖墓群M21墓室及墓頂

圖十一 黑房子崖墓群M6出土陶俑

圖十二 黑房子崖墓群M6出土陶塘

圖十三 黑房子崖墓群M8出土陶器

二、收獲認識

此次發(fā)掘的黑房子崖墓群墓葬數(shù)量較多,各組墓葬朝向有別、排列有序,應是有意識規(guī)劃的家族墓地。有的墓葬中發(fā)現(xiàn)有兩到三個棺床,為探討漢代崖墓同穴合葬的喪葬形式,提供了新資料。有的墓葬墓室門口處發(fā)現(xiàn)有灶臺,從側面可反映出古代人們的日常生活場景,是“事死如事生”喪葬觀念的體現(xiàn)。黑房子崖墓群分布規(guī)模較大,延續(xù)時間較長,為深入研究川渝地區(qū)東漢至六朝時期的墓葬形制、喪葬文化等增加了重要的實物材料。

參考資料:

[1]羅二虎:《四川崖墓的初步研究》,《考古學報》,1988年第2期。

[2]羅二虎:《四川崖墓開鑿技術初探》,《四川文物》,1987年第2期。

[3]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四川忠縣涂井蜀漢崖墓》,《文物》,1985年第7期。

[4]重慶市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江北區(qū)文物管理所:《重慶市江北區(qū)四馬溪遺址漢墓發(fā)掘簡報》,《四川文物》,2015年第3期。

[5]重慶市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潼南區(qū)文物管理所:《重慶市潼南區(qū)下廟兒遺址漢墓發(fā)掘簡報》,《四川文物》,2014年第4期。

[6]范鵬、李大地、鄒后曦:《重慶璧山縣棺山坡東漢崖墓群》,《考古》,2014年第9期。

[7]孫治剛、白九江:《重慶市江津區(qū)坪坪上漢代崖墓發(fā)掘簡報》,《文博》,2017年第3期。

[8]代玉彪、白九江:《重慶市永川區(qū)石壩屋基、伏巖寺崖墓群發(fā)掘簡報》,《四川文物》,2017年第1期。

圖文:馮彥萌 范鵬

責編:董永嘉

編務:劉 微

審核:林必忠

作者簡介:馮彥萌,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助理館員。范鵬,重慶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副研究館員。

轉載自 重慶考古

西安張家堡漢墓群發(fā)掘獲重大收獲

西安張家堡漢墓群發(fā)掘獲重大收獲

《收藏界》 2008年04期 陜西 呼延思正

近期,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配合西安丄丄市行政中心北遷項目,在張家堡廣場東側發(fā)掘清理了440余座漢代墓葬,出土陶、銅、鐵、鉛、玉石、骨等各類文物近3000件。這批墓葬以小型漢墓為主,其中有3座中型墓葬,規(guī)格較高,出土器物豐富。其中甚至發(fā)現(xiàn)有王侯喪葬才可使用的玉衣(殘片),出土了追隨周代禮制隨葬的九鼎,且體量較大、組合完整。這些器物在西安地區(qū)都極為少見,足以顯見其墓主生前是身份地位高貴特殊、非同一般的貴族人物。

墓地的形成年代及性質

據(jù)市考古所副所長程林泉等介紹,這批墓葬位于漢長安城東側,距離長安城僅2500米,墓主生前應為長安城內的居民。墓葬形制有長方形豎穴墓道土洞墓、長方形豎穴墓道磚室墓,尚未見東漢時期流行的多室墓。從出土器物來看,均為西漢時期墓葬常見器物,陶器以紅彩陶器和釉陶器為主,器類以鼎、盒、壺、倉、奩、灶等為主,不見東漢時期新出現(xiàn)的井、案、盤、耳杯、豬、狗、雞等模型明器。墓葬年代以西漢中、晚期為主,少量為西漢早期和新莽時期,可知該墓地是從西漢早期開始埋葬,新莽以后不再使用。

三座中型墓葬的年代

編號為M110、M114、M115的3座墓葬規(guī)模較大,形制特殊,出土物豐富。墓葬形制均為長斜坡墓道豎穴土坑磚室墓,其中兩座墓墓室積沙,兩座墓墓道有耳室。積沙墓流行于戰(zhàn)國晚期至西漢晚期,東漢時期基本不見,主要為防盜所設。長斜坡墓道帶耳室的豎穴

土壙單室墓在春秋戰(zhàn)國時已出現(xiàn),西漢時期繼續(xù)沿用,東漢時期趨于消失。從出土器物來看,M110和M114均岀土大體量的黃釉陶器,這種陶器在西安地區(qū)漢代墓葬中的出現(xiàn)稍早于綠釉陶器,流行時間較短暫,主要盛行于西漢中晚期,新莽以后不見。M110出土錢幣均為五銖錢,M114出土一枚大五銖和兩枚小五銖,小五銖錢主要流行于西漢中晚期,綜合其墓葬形制、出土器物和銅錢的特點,這兩座墓的年代應為西漢中晚期。Ml 15墓葬形制與M114基本相同,所出陶器有綠釉小陶鼎和侈口短束頸矮圈足小陶罐。出土的小陶鼎形制與西漢晚期至新莽時期陶鼎相同,出土的小陶罐也多見于西安地區(qū)新莽時期的墓葬中。尤為珍貴的是,在盜掘嚴重的墓室內殘留一枚“大泉五十”銅錢。“大泉五十”銅錢是王莽居攝二年(公元7年)改制所始鑄,終止于地皇元年(公元20年),具有明確的年代指示作用。綜合以上各種因素,判斷Ml 15的年代應為新莽時期。

墓主身份地位高貴特殊

程林泉等專家介紹,M115上有封土,墓道寬1.45米,墓室平面呈長方形,土壙殘長10.6米,寬4.8米,磚室長7米,墓道和墓室土坊均有臺階,出土器物多達200余件,其中包括5件大型銅鼎和4件大型釉陶鼎,非一般墓葬所能相比。據(jù)《周禮》記載,西周時天子用九鼎,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Ml 15的墓主追隨周代禮制,使用九鼎隨葬,凸現(xiàn)出墓主特殊的身份地位。另外根據(jù)之前發(fā)現(xiàn)的基本確定為列侯的墓葬,如西安沙坡新安磚廠利成積炭墓、長安郵電學院列侯墓等,墓葬形制均為“甲”字形,其規(guī)格都較M115大。從九鼎的數(shù)量和墓葬規(guī)模綜合分析,M115墓主可能是高級貴族,也有可能高至列侯。Ml 14墓葬形制大小與M115相近,出土的黃釉陶器較一般小型墓葬陶器數(shù)量多、體量大,制作也十分規(guī)整精良,墓主應當具有一定級別,根據(jù)墓葬形制規(guī)模推測墓主可能是高級貴族。

M110墓葬規(guī)模較M114和M115略小,葬具為一棺一槨,出土釉陶器大小與M114相同,另外該墓還出土有較多精美玉器和玉衣片。根據(jù)《后漢書》記載,皇帝、諸侯、列侯、貴人、公主等皆可使用玉衣,目前出土玉衣的墓葬級別多高達王、侯一級。從M110墓葬規(guī)模和棺槨數(shù)量推測,墓主的身份地位應接近M114和M115的墓主,使用玉衣可能是因其有特殊貢獻而被賜用。

追循禮制的銅鼎和奇特的銅蒸饞器

M115出土的5件銅鼎,大小基本相同,器形宏偉,口沿下裝飾比較疏朗的竊曲紋,通高44.5厘米,重約20.5千克。4件大釉陶鼎,形制、紋飾與銅鼎相同,通高40厘米,重約9千克。5件銅鼎是西漢晚期銅鼎的形制,但裝飾的竊曲紋則是仿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紋飾。西漢中期至晚期不流行隨葬銅器,即使出土有銅器也多為實用器,器形較小、器壁很薄。此次出土的銅鼎從制作、保存現(xiàn)狀和裝飾紋飾來看,并非實用器,應是用于享祀的青銅重器。

M115出土的銅蒸惘器為一件實用器,通高36厘米,由筒形器、銅鎮(zhèn)和豆形蓋組成,造型復雜而奇特。其中筒形器底部有一米格形算,底邊有一小管狀流,銅鉉三蹄形足,口沿有流,豆形器蓋上部呈盤形,直徑與筒形器口徑大小相同,柄部分為兩段,相合處為樺卯結構,之間以抑釘相連,可相對自由活動。此器出土時放置有序,銅鎮(zhèn)置于筒形器內,豆形蓋置于銅鎮(zhèn)之上,其工作原理尚不明確。此類組合的蒸餡器之前未有發(fā)現(xiàn),以構造來看應是用作蒸饞藥、酒之器。變構造原理之合理、技術之先進令人稱奇。它的出土為漢代飲食和醫(yī)藥技術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貴的實物資料。

發(fā)掘學術價值意義重大

程林泉等專家總結說,這批墓葬數(shù)量眾多,時代自西漢早期至新莽時期,墓地的發(fā)掘有著極為重要的學術意義。一方面說明漢長安城東部確實是西漢時期漢長安城內居民的集中墓地,另一方面為漢代社會生活、漢長安城布局以及“市民”、“市民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并進一步對解讀漢文化的形成與發(fā)展提供了豐富的考古學資料。

M110出土的玉衣殘片,為西安地區(qū)所發(fā)掘為數(shù)不多者。M114出土的大型精美釉陶器在西安地區(qū)兩漢墓葬中十分少見。M115出土的九鼎,大小相近,體量較大,組合完整,在關中地區(qū)甚至其他地區(qū)新莽時期墓葬中應屬初次發(fā)現(xiàn)。

王莽時期實行托古改制,改制包括土地制度、財政貨幣制度、禮儀制度等方面。王莽托古改制多見于歷史文獻記載,貨幣方面的改制從以往出土的“王莽貨幣”中已得到印證,但禮制方面的改制尚缺少考古材料。M115隨葬的九鼎是王莽托古改制的真實物證,首次向今人展示了當時如何依據(jù)《周禮》來恢復古制的。鑒于王莽及其托古改制在歷史上的巨大影響,所以這一點對歷史研究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M115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7年,下限不晚于公元23年(王莽被殺),如此年代明確的王莽時期大中型墓葬在全國也極為少見。M115及其隨葬品為王莽時期墓葬的確定提供了可靠的年代學標尺,對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作用。

重慶發(fā)現(xiàn)最大船棺葬群,墓主身份不尋常

冬筍壩遺址發(fā)掘區(qū)全景

考古隊員們正在清理墓葬

去過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人們,一定見過展廳里那數(shù)米長的船棺,那是上世紀50年代在 九龍坡區(qū)銅罐驛出土的巴人船棺。可你知道嗎,在這具船棺出土的附近,還埋藏著一大片屬于 巴人的船棺。

近日,在重慶市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考古隊員們的手中,這些埋藏在泥土里2000余年的楠木船棺,一一揭開了神秘面紗。隨著一具具密密麻麻的船棺被發(fā)掘出土,重慶最大的船棺葬群也浮出水面——它就在九龍坡區(qū)銅罐驛鎮(zhèn)——這些船棺葬和附近的巴人土坑墓,漢代磚室墓一起,從 戰(zhàn)國綿延到東漢,共同組成了冬筍壩遺址這一時期百科全書式集群墓葬。

同時,墓葬里出土的1厘米見方青銅鈕印,和每個墓室里罕見的不是陶制而是用青銅做出的炊具 隨葬品,都彰顯著這片墓葬主人并不平凡的身份。在重慶市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院長白九江的帶領下,上游新聞·重慶晨報記者走近了這片重慶最大的船棺葬群,聆聽那些來自兩千多年前重慶先民們的故事。

冬筍壩遺址出土船棺

5米左右長楠木制成的船棺是墓主人生前所用

黃色的泥土里,突兀的黑色時不時地出現(xiàn)在我們眼前。當你近距離看到這些深黑色痕跡的時候,很容易就可以發(fā)現(xiàn),它們全部帶有木紋的痕跡。沒錯,它們就是歷經(jīng)數(shù)千年歲月之后,保存到現(xiàn)在的戰(zhàn)國晚期巴人船棺葬。雖然船體已經(jīng)在數(shù)千年的埋藏歲月里被腐蝕,但是正是這些還殘留在泥土中的印記,讓船棺的大體形狀得以清晰地出現(xiàn)在人們面前。“這些船棺,并不是專門為墓主人訂制而成,它們應該都是墓主人生前捕魚所使用過的船只。”指著不遠處的長江,白九江說。這些船只都是用整木制成,而所用的木料,正是當時長江兩岸非常常見的楠木,巴人先民們用火燒的方式,在楠木巨大的木身上燒制出了棺體。

2000年前,巴人們就駕駛著這樣的船只,游弋在江水之中,捕撈供自己食用的魚類。而在他們死后,這些生前駕駛過的木船,就變成了墓主人安息的棺材,帶著他們生前所使用過的生活用品和武器,永埋泥土之中。

那么這些被用作棺材的木船究竟有多大呢?據(jù)考古項目現(xiàn)場負責人代玉彪介紹,這些船棺,最短的都長達4.7米,長的更是超過了5.5米。

船棺葬部分隨葬品

在船棺葬中發(fā)現(xiàn)的銅鉞

冬筍壩遺址出土的銅劍

隨處可見的青銅器皿彰顯墓主人不平凡身份

隨著船棺葬一起出土的,還包括各式各樣的隨葬品,這些隨葬品分為了生活用具和武器兩大類。

但是,和往常的巴人墓葬里大多隨葬的是陶制炊具不同,這片墓葬的墓主人們,大多隨葬的都是青銅制成的炊具。“我們甚至在這些炊具的底部發(fā)現(xiàn)了煙熏過的痕跡,也就是說,這些隨葬的炊具和船棺一樣,都是墓主人生前所使用過的用具。”代玉彪說。在2000年前,用青銅做成炊具,并不是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而一枚刻有篆書漢字的銅印出土,更是向所有人表明著,這片墓主人的身份并不平凡。“這枚1厘米見方的銅印目前已經(jīng)被我們請進了實驗室里,目前,我們只能依稀分辨出,印章的最上端是一個‘相’字,而另外的文字,還有待我們對印章‘清洗’過后,才能辨別,屆時,我們應該能對墓主人的身份有更進一步的確認。”

除了各式各樣的青銅炊具外,在船棺里,照理隨葬著以尚武而出名的巴人的全套兵器。“在墓主人的頭部附近,是青銅矛,在墓主人的腰部,放置著他們生前所使用的青銅劍,有些還隨葬有青銅鉞。”代玉彪說,在部分墓葬內,他們還發(fā)現(xiàn)了類似“小李飛刀”一般的青銅擲劍。“青銅擲劍是巴人常用的武器之一,在以往出土的巴人墓葬里,這樣的擲劍一般都是成組出現(xiàn),但是在這片墓葬的107號墓里,我們卻發(fā)現(xiàn)只隨葬了一柄擲劍。”代玉彪說,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奇怪情況,也有待進一步的考古發(fā)掘去得出答案。

2000年前的銅罐驛曾是巴人的市集所在地

為什么在九龍坡區(qū)銅罐驛會出土如此大面積的墓葬?考古專家們從史書中尋找著答案。“我們在《 華陽國志》里找到了這樣的記載:‘巴人立市于龜亭北岸。’文中的‘龜亭’就是銅罐驛附近長江中的一座小島。也就是說,這個被載于史書中的市,就在這片墓葬的附近。”但是,究竟這片墓主人和這個繁華所在的 “市”有沒有關系,目前,還不能被確認。“考古發(fā)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過程,現(xiàn)場發(fā)掘完之后,我們還要通過后期的漫長研究,一步步從史書、出土隨葬品中去尋找被時光模糊的答案。”

所以,究竟為什么巴人先民們會把這個地方作為他們的墓葬群,還有待考古專家們的進一步考證。

重慶市文化遺產(chǎn)研究院院長白九江說,這片墓葬是近十年來重慶地區(qū)巴文化遺存最為重要的發(fā)現(xiàn)。船棺葬的發(fā)現(xiàn)是1957年以來重慶地區(qū)首次集中出土,是研究晚期巴文化以及巴文化融入漢文化進程不可或缺的考古實證材料。

未來,考古專家們還將以冬筍壩遺址為基點,對其所在區(qū)域進行系統(tǒng)區(qū)域考古調查,重點解決是否存在冬筍壩遺址規(guī)模相當?shù)陌腿司幼鏊S壩遺址在這片區(qū)域內的地位等重要問題。來源:重慶晨報-上游新聞